中西审美文化的双重变奏_纪琳著_9787569293494

本书共四章，内容包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往与西画东渐、中西审美差异与郎世宁新体画风格流变、郎世宁新体画风格形成原因探讨、郎世宁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西画东渐”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对中国传统绘画造成了一定冲击与影响，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中西绘画交流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以郎世宁为个行深入研究，能够从一个较为清断的视角审视清代美术的特殊性，即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如何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相互激荡、抵触，以及融合。以往对郎世宁的研究主要从年谱以及绘画技术中西融合的特点行解读，鲜有将郎世宁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做全面检视其作品流变及探究其发生学意义的研究。笔者根据艺术史研究的“情境逻辑”的理论，结合图像和史料对郎世宁新体画存世作品做了梳理、分析和解读，研究其变化的过程，并对形成原行解读。

首先，本书概述了明清之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的基本情况，以及会的传教和郎世宁的生平，交代了郎世宁新体画的发生背景。

其次，在对比了中西两套不同审美系统中的绘画表现后，笔者将郎世宁新体画作行分期研究。雍正时期的郎世宁作品处于早期阶段，具有鲜明的西方绘画特点，如明晰的光源、丰富的色相、物体的高光、阴影、明暗、块面等元素一应俱全。在雍正中期和晚期的作品中，这些元素逐渐淡化，有些甚至消失，晚期作品中已基本没有投影元素，同时作品的主体部分，如人物、动物用西方明暗法绘画，但对明暗关行弱化处理，画面背景部分则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形式，画面以线条造型为主之，郎世宁的绘画从早期浓郁的西方风格到后期是趋向于中国传统绘画发展的，只保留了西方绘画的部分特点，如明暗法和焦点透视的运用。

再者，对郎世宁新体画的发生原因，笔者从“情境逻辑”的四个主要因行解读：传教事业；竞争需要；皇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皇帝的品位与民放审美趣味。由于所处环境复杂，郎世宁需要在各种竞争关系中寻求生存空间。只有以绘画赢得当朝皇帝的欣赏，才能获得有利地位辅助传教事业，因此部世宁必须把提皇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了解与适应皇帝的品位与民族审美趣味，在绘画风格上不断做出策略性的调整。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了“新体断”风格的形成。

后，部世宁对中国传统绘画带来的一定影响。郎世宁在不仅传授西方给画技巧，还帮助年希尧完成了《视学》一书，传播了西方绘画理念和方法。同时，郎世宁的新体画风格影响了中国宫延画师，在主体的传统绘画语言中融人了西方绘画元素。

通过对郎世宁新体画形成的发生学研究，笔者认为，从文化交流史的意义而言，郎世宁的新体画从绘画技法和美学观念上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但郎世宁绘画风格的变化发展始终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大框架行的，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审美体系，是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自觉选择。

关键词：郎世宁：传教士；新体画；中西文化交流；清代绘画

任何一种艺术现象的产生，都与它所处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充分了解当时的思想和艺术状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对该艺术现象有较为客观的考察与研究。部世宁在华经历的时光，正是清朝的康用，雍正，乾隆时代，历称作“康乾盛世”。对于这个时代背景的了解是对部世宁绘画艺术理解的必要前提。

清朝虽然代替明朝开启了新的朝代，但是社会民生的本体并未中断。清朝社会在本质上仍然是继续明朝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太大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主要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不是主要的经济形态。清朝皇帝实施了各项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在康照、雍正、乾隆年间形成“盛世”。从艺术史角度来看，明清之际的绘画发展有着承继关系和连续性，在明朝董其昌南宗理论的导向下，形成了以王时敏的清初六家，代表了绘画的正统，也是绘画的主流。明末清初，会的传教也日益发展，往清廷派遗了具有各种才能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艺术。传教士郎世宁于清朝康照年间来华，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他带来的西方绘画与中国本土绘画经历了复杂的碰撞融合的过程，终形体画风格。

本章节对经济、政治、时代思潮，以及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状况做出简要梳理，同时对会传教和郎世宁的生平做概述，为郎世宁新体画的研究提供时代历史背景。

节明清之际的社会与艺术概况

首先，从展状况和经济政治来看，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西欧正处于中世纪后期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在我国则经历了明朝泰昌，天启、柴被，清切顺治，康照，舞正，乾隆等封建皇帝的统有。该时期间了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发展的后关为，雨新的社会生产力有所成长，资本主义前人了级慢的积累阶段。但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新兴生产力的障得和程精，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未出现，整个社会系统内实际上处于内在机制章乱的状态。

明朝中时后，张居正的社会经济政革推行了“一条程法”等主地政策，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租，生产有了改善，社会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商品经济也逐渐开始繁荣。此时内外贸易出现新的局面，尤其在骚庆元年（1567年）开放了海禁后，对外贸易有了更多往来，经营规模也逐渐扩大，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一方面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椎动作用。明末，出现了土地素并现象，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迅速，自耕农数量急聊减少，封建地主对土地垄断加重了对翻农的利削，因此农业生产被严重碳坏。

请兵入关后，顺治皇帝在北方实行“圈地”，在南方实行“迁海”。这些给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农民流离失所，自耕生产条件恶化，收成降低。此后康熙废除了“迁海令”，调整了是荒政策，数励开是荒地以及修治黄河，减轻了赋役制度加在人民身上的重负，极大地稳定了农业劳动力。雍正时期，相关政一步数励展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除一步数励显荒和兴修水利以外，在赋役制度上还推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即“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在康熙和雍正时期，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实行了不少横施以推动发展。例如，对纺织业，取消了旧的“不得逾百张”织机的限制，鼓励发展；对陶瓷业，废除旧的“当官科派”制度，而改为按照市价采买。新政鼓励和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因此到了康雍乾时期，民间的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杭州、南京和苏州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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