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位于浙江省最南端，素有“浙江南大门”之称。虽建县于1981年，但地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读书之风尤盛。全书共五辑，计六十六篇，辑名取自古籍版式术语，装帧设计上也吸取了古籍的元素。辑一“天头”为“人”，如藏书家、出版人、书商等，所写人物或作者为苍南人；辑二“地脚”为“所”，如苍南境内的藏书楼、图书馆、书店等读书场所，以及苍南人在外开的书店；辑三“版心”为“物”，所写书籍均为苍南地方文献；辑四“书口”为“得”，均为苍南人买书、藏书、读书之心得；辑五“鱼尾”即“附录”。据了解，以县域书话命名的书话集，国内还未曾见过，此书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杨悌遗著寻访记
叶永烈
孤山，坐落在杭州西湖中的一个小岛之上。山脚的楼外楼餐馆和平湖秋月，闻名遐迩，游人如鲫。山顶有一幢别墅，是原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花巨资请人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据说造好之后，蒋介石看到了，说了句“我在西湖的别墅都比不上”，吓得杨虎不敢去住，空关多年。如今，这里安装了大铁门和电子报警设备，四周竖着铁栅栏，成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珍藏历代刻本、善本、碑帖以及名人手稿、字画的所在。
一九九八年，我和妻子专程前往这一“禁区”。由于火车提速，只花了两个小时，我们就从上海赶到杭州。下车后，我们连宾馆都没去，直奔这里。面对佳景只投去匆匆一瞥，便埋头于一大堆线装的花笺手稿之中了。掀开每一卷褐黄色的封面之后，映入眼帘的便是端端正正的毛笔小楷。那字迹，一望而知出自“结一阁”主人、我的岳父杨悌先生笔下。
杨氏家人择善保手稿
杨家乃温州市平阳县张家堡（今属龙港市）名门，世代业儒。我曾去过杨家祖屋，竟有十八个院子、两百三十八间房子，如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般。在杨家祖屋大门前，不仅尚有石狮，而且还有当年升挂大旗的旗杆石座。
岳父又名慕侗，字子恺，生于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六日，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东渡日本，一九一〇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同年归国后，得法政科举人。曾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以及浙江临安县知县、上虞县知县、萧山地方法院院长等职。
他厌倦官场的迎来送往、逢场作戏，更厌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上世纪三十年代卸官后，杜门读书。家中藏书极丰。他研究史籍，埋头著述，写下上百种专著。内中《通鉴事纬》一书， 花费心血最多。
岳父这批手稿，除极少数为他人所作的序跋曾发表之外，均未出版过。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中风之后，自知余日不多， 便把文稿誊清编集，分卷装订成册。一九五一年三月他去世之后，岳母伍鸣凤除了把部分文稿存放在温州家中之外，还把一批文稿装箱，从温州运往平阳舅父家存放。
随着“文革”的逼近，形势日益紧张。在“四清”运动中， 岳母已经预感到这批文稿放在家中极不安全。据内兄回忆，他当时去平阳舅父家，舅父关上大门，然后让他爬上阁楼，拖下两只沉甸甸的紫红色木箱。内中除了岳父大批文稿、日记之外， 还有孙中山先生写给岳父的亲笔信、岳父的举人黄榜等等。他把这些“家珍”带回海盐县。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内兄把岳父部分文稿从海盐挂号寄往杭州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星期后——三月十九日，岳母从温州把岳父文稿二十五卷也挂号寄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岳母和内兄当时的决定，今日看来是很有见地的。一年多之后，“文革”狂飙骤起，大革文化命，岳母家和内兄家都遭到彻底大抄家。孙中山写给岳父的信等，内兄以为比文稿更重要， 没有寄出，留在身边，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不知下落。就连他把文稿挂号寄出时的挂号存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到后寄来的收据，也被抄走，无从寻觅。岳母连性命都保不住，在“文革”中经不住苦风凄雨，含冤而逝……
文化遗产重见天日
八十年代初，岳父的文稿不知去向，这历史学家也就成了空话。我以笔耕为业，深知写作的艰辛，字字皆心血。所以，对于岳父倾注了毕生精力的遗稿，当然格外珍视，何况他的著作颇有学术价值，也是国家的文化遗产。
经过向内兄及舅舅打听，得知这批文稿，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请他们代为寻找。他们要求出示当年的收据，便于寻找。但是，落在“造反派”手中的东西， 找起来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给海盐县发去的信，也久久无回音。这样，寻找工作也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从一九八九年起，内兄也曾托人在杭州寻找这批文稿，依然如同泥牛入海，无音无讯。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温州苍南龙港隆重纪念当地文化先贤刘绍宽先生。刘先生是岳父的亲家。我应邀担任了纪念会的副会长，并与妻子一起回乡出席了纪念大会。刘绍宽先生的大量诗文、日记，因保存在温州图书馆，一一俱在。这勾起我再度寻找岳父文稿的念头。
也真巧，我回到上海不久，内兄自美国来沪。于是，花了一个晚上，我请他详细回忆当年从老家取文稿以及寄文稿的全过程，并请他回忆文稿书名，因为有了书名更容易查找。他只记得是研究《资治通鉴》的书，记不清楚具体书名了。倒是内子记起，岳母对她说过叫《通鉴事选》，根据其家乡方言，我推测书名应为《通鉴事纬》。一九九八年一月四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们寻找杨悌文稿《通鉴事纬》。信寄出后，我真担心，这一回别跟十二年前一样“情况不明”……
意想不到，一星期之后的傍晚，当我外出回家，便收到一封来自杭州的信。急急拆开，蹦入眼帘的第一句话便是：“很庆幸地告诉先生，先生岳父杨子恺的《通鉴事纬》现已被查到。”
我喜出望外，当即大声地喊妻子过来一起看信。信是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徐永明先生写来的，文稿是他找到的。看罢徐先生的信，我马上拨通家乡好多亲友的电话，把这一喜讯马上告诉他们。电话打到哪家，哪家就“欢呼”起来！
此后几天，我与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谷辉之以及徐永明先生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经过电话商讨，决定请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把岳父的文稿全部复印一份。
几经周折手稿终出版
由于文稿甚多，复印了几天，这才印毕。
一月二十一日，我和内子赶往杭州，这才知道岳父的文稿， 原本是用绳子捆成一捆，堆放在孤山脚下的书库里。那里的古书、文稿很多，堆放杂乱，所以部分文稿在那里遭到虫蛀。在一九八五年查找时，很难查到。后来，经过清理，在文稿内见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写的一张书目清单，断定这些文稿有学术价值。另外，清单上还标明一句作者介绍：“杨悌（子恺），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凭这句话，也判定文稿有一定水平。这样，这堆文稿“升级”，送入山顶上的杨虎别墅——“青白山居”。
更幸运的是，我的信落在徐永明先生手中。他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一九九六年八月来到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才工作了一年多。徐永明工作认真负责，他分管善本书库。于是，他着手查找书库登记本上的目录。在文澜阁里，有上千箱古籍、手稿、字画、碑帖，浩若山下的西湖。登记本上的目录，是按入库先后登录的。徐永明分析，那些文稿可能在名人手稿库里。他逐页逐行查阅名人手稿登记本，终于在“第一四九八号”见到“杨悌（子恺）文稿，三十七册”，这一行上还盖着“九二清点”“九六清点”的红色方章，表明在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六年进行过两次清点。
徐永明按照“第一四九八号”这一编号，在文澜阁二楼的一只木箱里，果然找到那一大捆“杨悌文稿”。
文稿找到之后，复印也是重要一关。这些手稿是很薄的花笺纸，年久发黄发脆，而且多处被虫蛀，一碰就碎，复印很麻烦。幸运中又遇幸运。负责复印这些文稿的沈雅君，她花费几天工夫，仔仔细细复印。其中有两册手稿，由于是利用已经写过字的花笺的反面写成的，复印时不得不把手稿拆开来，一页一页摊平复印。全部手稿的复印件，总共达一千一百一十二页！
虽说是复印稿，我们也视若珍宝。我用电脑打印出从杭州运回的岳父全部手稿目录：除《通鉴事纬》之外，还有《汉事绀珠》《汉书摭词》《汉书刑法志补》《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味镫存稿》《毛诗通训》《韩集后语》《补三国职官志》《三国文类》等。统计各卷字数，算出手稿总字数，竟有六十四万字之多！
在进行整理、装订后，我埋头于阅读书稿的内容。我特别看重《通鉴事纬》和《味镫存稿》两书。《通鉴事纬》是岳父研究《资治通鉴》的力作。
关于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除了宋末元初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和清初严衍所著《资治通鉴补正》之外，鲜见于世。岳父的这一长篇遗著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在年轻时就喜欢读《资治通鉴》，把阅读时的见解随手写在《资治通鉴》上。后来，在这些批注的基础上，着手写《通鉴事纬》一书。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手下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组成的“写作班子”，更何况司马光是“奉旨修史”，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岳父却是孤军奋战，在艰难的条件下写作。
在散稿中一个小本子里，我见到岳父所写著作目录，得知他的著作甚丰。这次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找到的，只是他一小部分文稿。
从手稿中查证，岳父的著作总共有一百二十三部之多！当年，他倦于官场，退隐书房，青灯黄卷，谢客著书。在他看来， “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他的著作在当时没有机会出版， 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书房笔耕不已，这种毅力是令人敬佩的。他在史学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岳父的一生：“平生著述无虚日。”
由于内兄的努力，终于把《通鉴事纬》全书校毕，一九九九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然而，接下来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努力使尚未出版的遗书整理出版，使这批文化遗产变为社会财富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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