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记_程章灿, 史梅主编_9787573202703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上书房行走: 走进南大人的书房”是南京大学图书馆于2020年4月23日读书节活动期间在其微信公众号推出的读书栏目。该栏目策划主编为南大文学院教授、南大图书馆馆长程章灿老师, 南大图书馆副馆长史梅老师。栏目以书房为线索, 以学者自述散文的形式, 讲述了各自的求学经历、读书生活、书房故事等。每期一位作者, 共四十期。作者以南大教授为主, 专业包含文理, 以文科为主。现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 名为《书房记》。本书是图文并茂的形式, 在文章中穿插有各位作者关于书房、藏书的大量图片。

　我的四个书房 | 莫砺锋

　　我幼时全家人常年挤在一间住房内，家中一共也没有几本书，当然无所谓“书房”。插队务农期间，我有一间专属自己的茅屋，室内放着锄头、镰刀等农具，以及储存稻谷、麦子的大缸，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条兼作桌、椅的长条板凳。我把几册马、列的书陈列在长凳上，把带有“封资修”倾向的十多本书秘藏在褥子底下。我的正业是种地，插秧割稻之余才能读点书，“封资修”的书则只能偷偷地读。“书房”这个词，离我非常遥远。

　　1979年，我考进南京大学读研，成为一个专业的读书人。我的宿舍在南园十三舍二〇八室，五人一间，但有三位室友家在南京，平时很少露面，二〇八室便为我与同门张三夕共享。除了到教室去上课，或是到图书馆去读不能外借的线装书，我俩每天都待在宿舍里看书。我们的两张床铺靠着窗户，两床之间放着两张小书桌和两张方凳，此外就针插不进了。宿舍里没有书橱或书架，我们的藏书都堆在床上，沿墙码成一排，笑称自己是“年年岁岁一床书”。

　　开学不久，导师程千帆先生到宿舍来看我们，一进屋便对我们的藏书一目了然。尤其是我，藏书不足三十本，有一半还是与专业无关的英文书。先生问我：“你就这几本藏书？”我回答说是。先生就说：“你们还是要购置一些常用书。”此后先生曾几次建议我们购置某些必备之书，例如《全唐诗》。徐有富与张三夕两位同门便都买了，我除了每月三十五元的助学金别无经济来源，一部《全唐诗》要六十多元，我实在买不起。有时先生还会自作主张地代我们买点书，当然都是挑书价低廉的。比如有一本《陈垣史源学杂文》，书价是零点二九元，此书现在仍然插在我的书架上。

　　十三舍二〇八室虽然简陋，却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因为我与三夕从早到晚都在室内读书。我们达成一个不成文的默契：读书时不闲聊。我们黎明即起，夜里十一时熄灯就睡。除了结伴到食堂去用餐，以及晚饭后到北园稍事散步（邻舍生赵中方曾嘲笑我俩“散步抄近路”），从早到晚都在埋头读书，虽然相对而坐，却不交一言。三夕比我年轻五岁，但他少年老成，极有定力。每当我忍不住要想与他说句闲话，总是看到他全神贯注状若入定，便赶快凝神收心。我在那两年里真的读了不少书，好好地“恶补”了一番。

　　1982年我开始攻博，次年女儿降临人间。当时我在南大只有一间三人合住的博士生宿舍，家则安置在妻子从单位里分到的一套房子里。房子在马鞍山路十号，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加上一间两平米的厨房，卫生间与邻居合用。我母亲到南京来帮着照料，但她不会骑车，也不认识路。于是煤、米、菜肴都得由我采买，奶糕、蜂蜜等物还要穿过半个南京城到夫子庙才能买到，我只好从宿舍搬回家中居住，来协助母亲和妻子料理家务。三代四口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我的一张小书桌跼缩在各色杂物的重围之中。我坐在书桌前撰写博士论文时，一伸手便能抓到晾在绳子上的尿布。还好女儿幼时经常呼呼大睡，我不必像马克思那样在儿女的啼哭声中写《资本论》。在以后的几年里，马鞍山十号便是我的书房。

　　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女儿渐渐长大了，她不满于把玩具摊在床上，便觊觎我的书桌。她把积木搭在书桌的边缘，还不断地要求我把胳膊往里移，我只好尽量踡缩全身。她歪歪扭扭地搭成一座危如累卵的高塔，便得意地邀请我回头观赏。有时我敷衍说“好”，她就大声抗议：“你看还没看呢，就说好！”有时我一不小心碰倒了她的高塔，更会遭到妻女的联合抗议。但不管如何寒碜，马鞍山十号毕竟是我完成博士论文和《杜甫评传》等著作的地方，是我平生的第二个书房。

　　1993年，我当上了“博士生导师”，有资格住进南大的“博导楼”，移居到南秀村二十五号六〇六室。“博导楼”其实也相当寒碜，一套房子的建筑面积只有七十九平米。我对门的邻居是物理系的邢定钰先生，四楼的邻居是化学系的陈洪渊先生，不久他们评上了院士，便乔迁进条件更好的院士楼。文科没有院士，“博导楼”就是文科教师最高档的宿舍，我无法得陇望蜀。然而房子虽小，却是“三室一厅”的结构，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拥有一间“半独立”的书房。说是“半独立”，因为它还兼着起居间、客厅之任。

　　初进中学的女儿也有了专属于她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一个小书架。不过女儿有时会溜进我的书房来踢毽子，还会抬起脑袋窥视我的书橱。后来我赴韩国任教，妻子来信说：“本周收到松浦友久的信和他送你的一本《节奏的美学》，信中说，去年送你的此书初版本‘印刷错误之处颇多’，这次重版已一一改过，故又寄上，望将前本丢弃。我正疑惑并未收到初版本，可咪说她见过的，并走到你的书橱前去找，不一会儿便找来了。真不知此书橱竟是谁人之书橱！”“咪”便是妻子对女儿的昵称。

　　有了这间书房，我读书写稿都比较从容自在了。我便开始放手购书，不久就把顶天立地占了一面墙的书橱给塞满了。其余的书只能沿墙堆放，很快堆积成山，并漫延到卧室的床底下去。我的购书计划戛然而止，找书也变得麻烦无比，我哪能记得某本书的准确位置呀！况且即使我记得该书是在书堆的某个部位，要把它掏出来也太费周折。有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开书山，却发现该书并不在我记得的位置，简直懊恼欲死。于是只要想找的书是深埋在书堆之中，我就立马下楼，骑车飞奔到系资料室去查阅，反倒能节省不少时间。妻子下班回家，我便向她诉苦，不料她反而大喜。她认为我先下到一楼再爬上六楼，又骑车到校园来回一次，等于是锻炼身体，“省得你成天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

　　我本来想在南秀村二十五号一直住下去，虽然它面积太小无法藏书，但校园近在咫尺，上课、借书都很方便。可是几年后中文系和图书馆古籍部相继迁往城东的仙林校区，南秀村的区域优势顿时消失。我与妻子跟房产中介打过几番交道，便于2009年移居城东的美林东苑，女儿则飘洋过海去自糊其口了。

　　新居是二手房，装修之简朴深合我俩之意，我们入住之前只需粉刷墙壁，并尽可能多地在墙上打书架。我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它不再兼作客厅、起居室或储藏间之任。窗外则一片绿荫，常有小鸟在枝头啭鸣。每当我坐在窗前，“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二句陶诗便涌现心头。书架多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书。像《全宋诗》那样多达七十二巨册的大部头典籍，也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站立架头。当然，迄今为止，我的藏书乏善可陈。总量尚不足万册，又没有任何珍本书。我一向只读常见书，对珍本敬而远之，更不会费心搜罗。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我家的独特地位。客厅书架的顶端安放着两尊杜甫瓷像，都是来自诗圣故里的赠品。一尊作常见的持卷远眺状，另一尊的造型独具匠心：杜甫不是俯瞰大地，而是举头望天，基座上刻着“月是故乡明”五字。客厅壁上有一幅题着“清秋燕子故飞飞”的杜甫诗意画，是老友林继中的手笔。

　　走进书房，便看到高文先生的墨宝，上书其诗一首：“杨王卢骆当时体，稷契夔皋一辈人。自掣鲸鱼来碧海，少陵野老更无伦。”靠近书桌的书架上，整整两排都是各种杜集，当然都是一些常见注本，只有韩国“以会文化社”翻刻的《纂注分类杜诗》较为罕见。此书初刻于朝鲜世宗二十六年（1444），堪称域外最早编纂的杜诗全注本，可惜书中充满了“伪苏注”，我写完《杜诗伪苏注研究》一文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

　　南大图书馆在其公众号上开了一个“上书房行走”的专栏，程章灿馆长让我写篇短文谈谈自己的书房，我素有“羁鸟恋旧林”之习，便一连谈了四个书房。程馆长还允诺为我的斋名题诗一首，那么我的书房有什么斋名吗？前面三个根本没有，因为它们都是一身多任，杂乱不堪，任何斋名都会“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美林东苑的这间是纯粹的书房，但我最初也没想到要起斋名。原因很简单，我本是个俗人，何必附庸风雅？到了2012年，凤凰出版社的总编姜小青先生约我出一本随笔集，收进该社的“学人随笔”丛书，并说其中包括孙绍振先生的《玉泉书屋审美沉思录》、顾农先生的《四望亭文史随笔》等，希望我也以斋名为书题。凭空起个斋名无从着手，我便联想自己的姓名先取个自号。当年先父给我起名“砺锋”，是连同“莫”这个姓氏一起考虑的。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钝得福，故嘱我切勿砥砺锋芒，我也一直恪守父训。没想到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的名字是否与“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句话有关，我反复解释不胜其烦，不如自号“宁钝翁”即“宁愿愚钝的老翁”，以绝他人之疑。“宁钝翁”的书斋便是“宁钝斋”，我的那本随笔集从而题作《宁钝斋杂著》。“宁钝翁”也可解作“南京的愚钝老翁”，我取此号时年逾耳顺，如今年过古稀，且已在南京城里住了三四十年，以此自号不算僭越。

　　我没在书房里设置斋名匾额，但挂着篆书名家丛文俊兄所书斋联：“青灯有味云影天光半亩水，白发多情霜晨月夕六朝山。”联文乃我自拟，其中隐含一个愚钝老翁在六朝故都的书斋中自得其乐之意。李清照自道书斋之乐说：“甘心老是乡矣！”此言深得我心。

　　我的四个书房是我从“青椒”变成老教师的人生道路的一串轨迹，中国的大学教师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这是无法改变的夙命。但我还是痴痴地想，要是让属于“后浪”的“青椒”们提前二三十年拥有我的第四个书房，那该多好！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