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是在作者陈小亮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中包括了初盛唐诗与非虚构传统、现代性视阈下的中唐诗歌与诗学、诗与经验的时间间隔与模拟理论、晚唐诗歌与诗学等内容。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陈小亮，女，1974年生，江西新余人。1995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2年浙江大学美学专业硕士毕业，2009年浙江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毕业。曾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当代电影》、《浙江学刊》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从事过编辑、记者、秘书、广告创意、销售等不同职业，现为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引言
第一章 初盛唐诗与非虚构传统
第一节 初唐诗至盛唐诗的演进规律
一 陈子昂的历史地位
二 情感的复杂化
三 一时一意的写景方案
第二节 非虚构诗学与“类”
一 “类”的儒家道德主义取向及解释学证明
二 儒道之争：宇文所安与叶维廉的中国诗学研究比较
第二章 现代性视阈下的中唐诗歌与诗学
第一节 古今之争：中唐诗对盛唐诗的反动
一 中唐枢纽论的历史源流
二 “中世纪终结”的思想来源
三 主体性的觉醒
第二节 园林诗
一 园林诗解读
二 别业诗传统
三 白居易的中隐与佛道思想
第三节 9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
一 9世纪初期的两种创作理论
二 诗与经验的时间间隔与模拟理论
三 意外收获与境
四 “超摹仿”与“象外”
第三章 晚唐诗歌与诗学
第一节 9世纪诗学与姚贾诗人群
一 9世纪的职业诗人
二 为诗而作
三 五律诗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之误
四 精致对句
第二节 杜牧
一 不涉习俗
二 李贺序与少“理”
三 杜牧的双重角色：政治家与浪荡子
四 缺席之景与杜牧的田园诗
第三节 李商隐的隐秘诗与隐秘诗学
一 象征及诠释传统
二 隐秘诗学：游戏于新旧诗学之间
三 对诠释传统的颠覆
四 隐秘诗学的结构图式
结语字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尽管在时期的划分及对文本权威的怀疑上观点基本一致，宇文所安与内藤湖南对“中世纪”一词的使用却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内藤湖南对中国中世的划分并非是西方理论的套用，他认为，“像中国文明这样的，才应该看作是标准的历史发展形态，欧洲与日本的发展模式倒是非标准的特殊形态。因此，内藤对中国历史上上古、中世、近世的划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从而避免了像当时有些学者那样陷入西方理论的教条，进行硬性套用的做法，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由此，他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即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及唐宋之际。……以这两个过渡期为分水岭，就将中国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内藤的“中世”立足点在中国，而宇文所安显然是有意以西方为借镜，明确告诉读者他使用的是“一个欧洲的词语”，而且叙述的口吻也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是“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转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深刻的差别”，而非唐宋转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似。
关于对“近世”或者说“近代”一词的理解，内藤与宇文所安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现在所运用的“近代”一词，源于欧美语境中的“Modern”，“早期的英文意涵接近cotemporary，其意为现在所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古代与现代的传统对比，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确立；从15世纪以来，一个中间的或中世纪的时期开始被定义。从16世纪末期以来，Modern所具有的相对历史意涵变得普遍”。在内藤所处在的时代，日语中用近世一词对应Modern所含有的这些意义，有时也用“近代”一语代替“近世”。而在当今的日本学术界，则似乎把Modern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近世”，后期是“近代”，而“近代”一词更对应于Modern的原本的意义。在中国学术界，也多用“近代”一词来对应Modern而几乎不用“近世”。内藤的近世（有时也用近代）正是借用了那个时代普遍使用的“近世”这一概念，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欧美语境中的Modern，或今天日语中的“近代”。他所指陈的“近世”的意义，是说宋代开始定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以及当时所达到的文化、艺术生活的水准，在中国直到清代结束以前一直延续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平民发展的时代，中国在平民时代之前，是贵族时代、六朝到唐的贵族兴盛的时代，君主与平民都受到贵族的压制，没有应有的实际权力。到唐宋之际贵族衰颓，君主和平民才同时从贵族手上获得解放。其二是政治的重要性减退。从政只是保障生活、著述留名的手段。
宇文所安既然在“中世纪”的本初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那么他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就意味着“现代”的开始。
宇文所安对内藤湖南学说不经意的立场转换将内藤湖南潜在的问题暴露无遗：
一是以文化为标准来进行时代划分的问题。内藤湖南学说内部存在的吊诡是，在历史分期上以“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为划分标准；在论唐宋之际的变迁时，又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为标准作综合分析，甚至是以政治的变迁为基础。如宇都宫清吉所言，“内藤虎次郎首先替东洋史下定义，以为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须加一条件，‘中国文化’必须从最广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中国文化，包含了作为文化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包含了文化在社会经济上所起的作用。不应忘记，这种文化是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长期共存又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宇都宫的理由很明确。西欧时代以民族、文化、地域为标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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