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_陆庆园著_9787564383930

　　《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由笔者硕士论文（2018）修改而成，论文能够得以完成，其间经历甚多，不由心生感慨。2017年，这一年对笔者而言极为关键，因为要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并做开题报告，随即进行写作准备。两次偶然的机会，让笔者确定了以贵定碑刻研究为题，一次是贵定阳宝山、城隍庙之行，另外一次是贵定平伐庭氏长官司故地之行。两次走访调研，笔者发现当地大量承载民族历史的碑刻文献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这符合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遂决定此为题。征得导师同意后，笔者便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贵定寻碑之旅。
　　一个人收集一个县的碑刻，这是自己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田野寻访碑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碑刻大多散落在乡间村野之中，收集的难度很大，有的在山野丛林之中，有的位于沧桑古道旁，有的就在流水人家处。山野丛林中多飞虫走兽出没，沧桑古道大多已是荆棘密布，现今回想依旧心惊胆战。
　　《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是通过碑刻文献对贵定区域史进行历时性的考察研究，此成果只是初步、阶段性的，其中还有一部分碑刻文献因各种原因尚未收录，亦未纳入研究对象。

　　当代史学已经在传统的文献考证、现代史学理论和书写范式基础上有了新的启程，着力于主动面向社会发展需求，与民众对话，为民众着想，在学理与常理之间寻求平衡。只有下到人民的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去搏击，史学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繁荣发展，这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基于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在上述认知的启示下，我于2014年底提出田野史学的理念。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个理念得以不断丰富，其基本内涵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起点，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文化根底、人文视野、认知能力和通识智慧，借助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民众一起，对活态社会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调查、记录、书写、传播与研究。在学理与常理之间对话，合理评估并发挥其价值，形成一定的文化自觉、文化担当和文化批判精神，主动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田野史学不仅要眼光向下，更要自觉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强调学术服务于人的实践陛，故又具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问在自得于心，非求苟同。现代学术研究的分途异畛，理路精深，需要去洞察。但各种理论方法之间，各种学者之间，阈见我执，高下相倾，前后相随，音声相和，纷然杂陈，莫衷一是。或有学而不术者，或有术而不学者，更有不学无术者。这或许是一种有代价的进步，也是一种现代性陷阱，我们身在其中，逃离是何其之难。田野史学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但绝非不学无术。学与术皆关乎大道，必有所本、所由、所处、所务。民心与人情，小以识大，近以致远，末以归本。道不远人，不舍小者、近者、末者，能与民并用，可以知古，可以察今。为此，我们在努力“学”的同时，将“术”也进行了多角度的尝试，试图在平庸中悟出道之所在，寻求到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现在学界强调的学理，包括学术的话语、思维和表达范式等，是辩证逻辑与学术问题的结合，是现代学术文化的一部分。而常理则是更大众的，是经历长期历史的变迁而积淀在人们生活规范中的客观规律。如何将理论知识的有效性与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延续的“理”实现对接和互补，是“学理和常理”对话方法突破的关键。我们现阶段的田野史学，仍然没有完全逃出既有学术话语体系的窠臼，而“学理和常理”的进一步结合，才是田野史学接下来的重点。
　　顺数既往，则可以逆推将来。我们似乎在模仿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口宣其诚，笃行其道。孟子、苟子、韩愈、慧能、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陶行知、钱穆，等等，一路下来，都影响着我们的抉择。《礼记》礼运篇以为圣人耐天下为一家，“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顾炎武说过：“'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我们当今所观之象，乃社会之实，非深不可，所玩之辞，则远超学术之文，非广不可。在观玩之间，则必须知人隋，辟人义，明人利，与民同患同乐，为真向善，以前民用。我们深信这才是传之久远的正道，也是田野史学所追求之本义。居之久，则知之深，知之深，则行之切，而左右能逢其源。希望这是一种正能量的集聚，成为逃离现代性陷阱的一种新的可能。
　　伴随着一批批的学生，我们一如既往，走到了2020岁末，也还将继续走下去。走过很远的路，爬过很高的山，穿行在蜿蜒盘旋的小道上，总是路转溪头，山外有村。在一座座的山寨里，总是有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家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迁徙繁衍与朝夕耕耘；在大山的深处，总是有独特的故事静静地等着被发现和书写；在特殊的时节里，总是有精彩的仪式活动吸引我们去拍摄；在逼仄的门庭内，总是有德高望重的老人触动着我们的灵魂。没有经费支持，就自己掏腰包，所到之处，贝求有个吃住，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颠沛之中，造次之间，师生总是满足的快乐的。
　　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游走的状态。寻碑铭、访故老、观民情，徜徉于山水之间，边听边看，边想边说，怀思古幽情，品人世沧桑。把书斋里的历史放下，走进当下的活态社会，悟对古今，究问天人，侃谈中外。累了就坐下来，大家慢慢聊天。和乡亲们一起，朝夕相处二三十天甚至更长，都成了不期而遇的老朋友。晚上，大家要总结调查的内容，相互讨论，讲事实，摆故事，引证理论，回应心灵的关切。每天还要写出调查日志，整理调查资料。什么是人？人何以存在？什么表示人？所有人对此都可以有所感悟。诉不尽的喜怨哀乐，悟不尽的人世沧桑，理性者崇势利，劳碌奔波，感性者闲庭雅致，皆不免滑稽而又心酸，愚昧而又狂欢，固执与偏见无处不在。什么是善？什么是真？什么是历史？未来在哪里？是我们每天不可回避的追问。
　　贵州民族大学田野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经走过了十年，总算有了一些小小的积累。除了老师们关于史学学术与社会、时代关系的思考，更有与我们一起成长的学生们的一批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基于长期的活态社会调查而形成，并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乡亲们在生活与情感上的回馈，思想上的感召，既有记录性质的村寨志和乡土调查报告，也有区域社会变迁的个案书写与研究。第一批成果分别是《田野史学指归》《历史学观念变迁探析》《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布依族历史文化变迁研究》《互动与整合：镇远县辽家坳村历史文化变迁研究》《区域社会史视野下花溪清代碑刻调查与研究》。《田野史学指归》主要论述田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观念变迁探析》主要讨论中国历史学观念的发展与变迁，对当下史学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思考。其他作品则是在田野史学理论方法启示下，对具体村落的历史文化进行调查研究。理论思考是对多年来田野调查的小结和概括，解决田野史学是什么及如何做的问题，而具体的碑刻调查、村落文化书写等则反映了我们的实践内容，是将理论初步融人实践的尝试。总体而言，这套丛书是我们在常理和学理之间寻找共识的产物。
　　当然，第一阶段的成果总体上还是既有学术框架下的仿作，显示我们还处于田野史学人才培育的摸索阶段，与田野史学的真正目标相差甚远。现在把师生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以求栖身于学术百草园，热切期望学界给我们真诚的批评。希望越来越多的史学爱好者和乡村社会建设的知识青年，加入田野史学的研究和创作中来，努力创造出更多适应乡土社会需要的历史文化书写成果。让田野史学走进民众生活，展现乡村社会历史上不同的精彩瞬间，揭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逻辑，从而成为以史为鉴并推演未来的重要催化剂。这对于史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尝试性的推进，是我们力主史学惠及大众的学术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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