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1895—1937年）_吴静著_9787548618140

《近代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是以1895-1937年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为研究对象，力图利用多种文献资料，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洋行中介和企业三个层面探讨近代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问题。本书一方面从时间序列上考察了民营企业技术纵向演进历程及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和洋行中介的情况讨论了近代民营企业技术引进横向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析了政府、中介和企业在技术引进活动中的互动机制，进而考察近代民营企业技术引进活动的区域性，并有次在区位空间上剖析近代民营企业技术扩散的梯度化特性。

文理学科交叉视角下的企业技术史研究（代序）

吴静的新作《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1895-1937年）》即将付梓，嘱我为其作序。作为她曾经的老师，我义不容辞。细读之下，颇有收获，心生诸多感想，借此机会，一吐为快。

一

吴静的这部新作无疑属于企业史研究。但她是在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这样一个颇具新意的视角下来探究近代上海民营企业演化的历史。换言之，这是一部科技史与企业史交叉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这就引起我对企业史跨学科研究的一番思考。

企业史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这如今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然而，回顾企业史研究的学术脉络，这个共识其实是学界在企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积累逐渐形成的认知。当20世纪20年代企业史作为独立学科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兴起时，企业史是被视为历史学与管理学交叉的研究领域。哈佛商学院成立伊始的两位院长埃德温·盖伊(Edwin Gay)和华莱士·唐汉(Wallace Donham)支持这一学科的兴起，认为企业史在管理学教育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1927年，哈佛商学院设立了全球第一个企业史学科的讲席教授——Isidor Straus讲席教授，不久又创办了全球第一份企业史学科通讯——《企业史学会通讯》。新兴的企业史研究逐渐吸引了许多不同学科出身的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已经有了一支由历史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组成的跨学科团队，甚至包括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这样知名的经济学家。

在我国，企业史研究至今也已走过近百年的历史，问世了一批颇具学术份量的论著。在此期间，虽然企业史一直归属于经济史学范畴，但一方面有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另一方面则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有意识地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交叉研究。因此，企业史虽然以历史学为其底色，但它并非历史学的专利，而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对此，学界多年来也一直不断有学者推介和呼吁。2019年11月初，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院联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工作坊（workshop）”就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学科对话”为主题。其宗旨在于推进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多学科视域拓展。由此形成的共识则是：要拓展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就必须引入经济史之外的多学科研究视角。由此足见其对企业史跨学科研究的大力推动。然而，学界大多忽视了一个现象：至今为止学界对企业史跨学科研究的总结和推介，似乎仅仅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即所谓文科范畴，而对于跨文理学科的学科交叉视角下的企业史研究却几乎视而不见。究其原因，学科壁垒的阻隔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学科壁垒的高度和厚度即跨越的难度又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萌生跨越愿望的可能性和实现跨越愿望的可能性的大小。毕竟，与跨越文科范畴内不同学科相比，跨越文理不同学科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

现在让我们转而考察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状况。在我国，依据学科门类的划分，科技史被归入理科，且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70年间，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世纪90年代初，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及编委会主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百余位学者参与编写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本世纪初同样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牵头组织，30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1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编著的47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等两部皇皇巨著的问世就是明证。然而，当涉及科技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时，学者们不约而同的都会思考、提及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问题，主张科技史应当与社会史、文化史等相勾连。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科技史学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在自然科学视角下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演化的历史，探究其演进的内生机制，描述其各个发展阶段或时期的具象，被称之为“内史”；在人文社会科学视角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制度形态等要素对科技演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探讨科技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则被称之为“外史”。科技史学界因此倡导科技史研究应“内外史兼具”。

上述可见，企业史和科技史学界都在提倡跨学科研究，都存在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或许，冲破文理学科壁垒，跨越文理学科边界，是拓展研究视野，转换研究视角，丰富研究理论与方法，提升研究水平与质量的一条可行之路。这不仅适用于企业史和科技史，而且对文理各学科研究领域而言，在道理上无疑也是相通的。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著名科学家、作家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就曾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觉察到文理之间壁垒甚至鸿沟的存在及其危害。他就此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而后将其整理成名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著作，引起学界极大震动。斯诺所揭示的基本问题和阐述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并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缺乏有效的勾连和互动；文化的这种两极分化给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带来伤害和损失，理应走向相互了解与合作。

六十多年过去了，文理学者之间缺乏沟通、相互疏离的现象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然而跨文理学科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不断提倡和加强的行动目标。

这就是我在细读吴静的《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1895-1937年）》书稿时纷涌并回旋脑际的一个强烈感想，也是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二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主旋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一种共识并日益深入人心。然而，科技作为生产力只是一种潜在的形态，只有当科技被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时，科技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实在，即有效发挥其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功能。在此生产实践活动中，企业无疑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平台。再者，在发展经济学界，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被充分的认知和探究。然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疑同样是在企业这个主要平台上实现的。由此可见，以企业史为平台，引入科技史，不仅可以实现企业史的跨文理学科研究，而且也可以助推科技史的跨文理学科研究。

对近代中国企业技术引进的研究，或者进一步放宽视野，对近代中国企业技术演进历史的研究，以往学界并非一片空白。作者在学术史回顾中已经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挖掘、耙梳和评介。迄今为止，虽然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并问世一些颇具份量的论著，但总体而言，不仅其数量极其有限，从而严重制约了其研究广度的开拓；而且由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长时段的综合探索，缺乏对技术引进各个相关环节及其制约影响要素的细微探究，从而制约了研究的深度。换言之，近代中国企业技术史这一研究领域虽然并非一块荒芜空寂之地，但开垦耕耘的广度和力度远远不足于与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相称，则也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此，此书力图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一块令人驻足流连的园圃，不管其结果如何，其立意与用心无疑均甚可嘉。

作者以时间为纵轴，以不同历史时期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引进的历史具象为横轴，在纵横交错中徐徐展开从清朝末年的1895年到民国中期的1937年这长达40余年间，在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和曲折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中，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引进、内化、创新和扩散所呈现的错综复杂、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揭示了形塑技术引进历史具象的企业、政府和中介三方的角色、功能及其互动关系的多元面相。全书框架设计合理，叙事逻辑清晰，内在勾连严谨，是为其一大特色。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由于全球各国、各地发展先后、快慢的差异，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物之一的科学技术，总是从先进国家或地区向后进的国家或地区传播。这种科技传播对输出地而言是一种科技扩散，对输入地而言则是一种科技引进。始自十五世纪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即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加速了科技的传播。进入十九世纪，当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时，科技传播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其基本特征可以描述为，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先进国家，正全力将其商业势力扩张到全球各地，力图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也伴随着这股商业浪潮向全球扩散。本书探讨的近代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引进就是处于这波全球化浪潮的后期。

在一些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从先进的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是后进的欠发达国家以较低廉成本实现本国工业化，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证之历史，此言不虚，只是历史呈现的画面显然要更为错综复杂。近代中国工业化历程中企业的技术引进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充分觉察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及其多元面相，因而，全书不仅从技术引进的目标选择、引进方式、技术内化、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等诸多视角，全方位地细致考察近代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引进的完整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且进而考察了在此基础上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扩散，以及在近代中国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市场的不统一且相对封闭性的环境约束下，这一技术扩散所呈现出的自东向西、从南到北的梯度化传播特征。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对形塑技术引进历史具象的企业、政府和中介三方的角色、功能及其互动关系的多元面相的深入探究。企业的技术引进过程及其效果受到各种内外条件的约束，这是学界共识。然而，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仅仅关注企业技术引进外部的制度环境即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该书则全面探究了企业、政府、中介三个基本要素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发挥的不同功能、作用和效果。对于企业自身，作者从企业引进的技术与生产原料整合、企业技术力量的培育积累与技术调适、企业技术与市场环境的整合，以及企业技术与消费心理的调适等诸多方面，对企业技术引进的实现能力及其效果详加讨论；对于提供企业技术引进制度环境的政府经济政策，作者则不仅细心整理了历届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而且进一步探究相关政策和举措在实施过程中落实的具体实况及其效应；至于对中介的考察，作者以慎昌洋行的个案剖析，细致入微地考量和探究了作为近代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引进主要中介和途径的洋行的经营转型及其运作方式的演进。

上述可见，作者对近代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引进的研究是较为系统、完整和深入的。这构成该书的又一特色。至于以慎昌洋行为例对技术引进中介的深入探究和剖析，无疑是本书的亮点之一。类似的亮点，或许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在阅读中自行觉察。

三

吴静能够完成这样一部颇有创见和学术价值的专著，绝非偶然。这是她十余年心血的结晶。早在2003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时，她就对近代中国企业的技术引进问题产生某种程度的偏好。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刘鸿生企业集团为个案，探讨企业技术引进与企业发展的内在联系。2006年获得硕士学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的偏好依然如故，只是眼界更为开阔，理论修养也有所提升。最终完成的题为《近代中国民办企业的技术引进:以荣氏、刘氏、吴氏企业集团为中心（1866-1949）》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学位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致好评。

完成博士学业后，她有幸进入上海大学忻平教授的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又继续留在上海大学任教。能到上海工作对吴静的科研发展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中心，民营企业聚集的地方，是企业史研究者进行田野工作的理想之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收藏着极其丰富的各种相关档案资料，且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已经先后聚集了一批企业史研究的名家，有着极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浓郁的学术氛围。这为吴静继续自己偏好的企业技术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她并没有急着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而是不断深化对企业技术引进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认知。她一方面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求教于企业史研究领域的前辈；另一方面则不断搜集补充相关史料，甚至在到台湾中研院做短期学术访问时，也不忘收集资料。与此同时，她还在忻平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展上海城市社会史的研究，丰富了自己对近代上海社会的认知和社会学理论的积累，为自己对企业史的跨学科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而她先后参与的有关上海企业制度史、现代工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和上海市社科重点课题，则使她得以从更多的视角，以更开阔的视野，运用更多的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对企业技术史的研究水平。在此基础上，本书终于水到渠成，可以问世了。

毫无疑问，本书并非吴静在企业技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在中国企业技术史这个亟待深耕细作的园地里，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她将不断耕耘，并收获更丰硕更亮丽的果实。

进而言之，改革开放以降，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制度环境下，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有机组成部分的我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并茁壮成长。据官方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了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与此同时，许多民营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严峻情势。而技术进步无疑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之一。尽管如今的民营企业，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与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在自身条件、外部环境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等诸多制约要素上已经有很多不同，但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还是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是故，笔者愿意借此机会，呼吁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从事中国企业技术史的研究。让这片园地开放出更多五彩缤纷的新鲜花朵，结出更多清甜可口的诱人硕果。

是为盼！

戴一峰

2021年9月21日于厦大海韵园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