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诗的本质之魅惑
一、诗之本体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说话方式），在一切文类中，它的形式感是突出的，它对语言、意象的要求是严格的。诗歌言说现实经验、思想、意义，但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意义诉求，更不直接等同于现实，而是在具体的语言形态和特定的形式机制中间接呈现经验的现实。这样的话，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发生的时候，有三个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即现实经验、语言符号和艺术形式。从新诗所在的历史时间看，与此相关的分别是：个体的现代性的现实境遇，汉语所必须面临的现代转换和诗歌传统形式与现代经验的冲突，由此我们将涉略新诗的现代语境、汉语方式及诗的本体特征。
事实上，这是一种以诗之本体为核心的谈论方式，强调的是诗之为诗的东西、探寻使语言活动富有诗意的机制。从这个角度，本书虽然也认同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差别，但还是认为以这一概念并不能较好地谈论晚清以来中国诗歌问题的复杂性。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这一命名无法指涉诗歌的本质和价值；在诗歌的写作实践中，新和旧的因素、现代和传统的东西，并不是意识形态中的对立关系，而是转化、交换关系；新的诗不见得是好的诗，旧诗的方法未见得就不能在新诗里使用。从语言角度，新诗的语言白话也在传统和西方文法的多方对话中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现代汉语。从形式角度而言，新诗的体式自由诗也不能被化，不加分辨地崇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1]，无视诗歌所必需的情感的内在节奏、声音美学，而是应该在经验和语言、诗行之间寻找节奏的美妙平衡，建设真正现代的诗形。若是从经验、语言和形式三方互动的角度来看待现代诗歌，我们应该能触及晚清以来中国诗歌的许多重要问题，就不至于偏执于其中一方，把诗歌的问题简单化。故此，本书愿以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的眼光[2]来看待新诗、来面对20世纪中国诗歌的问题，力求关于诗歌发生的辨析紧紧抓住现代（现代经验）、汉语（现代语言）、诗歌（现代人的情感与形式）三个要素，强调对诗歌本体特征的自觉的意识。
以现代汉诗的概念来与20世纪中国诗歌本体特征做全面对话的文本资料，据笔者有限的了解，目前学界已有民间诗刊《现代汉诗》[3]，学术著作有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奚密的《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4]和国内诗歌研究专家王光明先生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5]以及王光明主编的一部论文集[6]。而从新诗的发生角度来考察现代诗歌作为一种文类到底是如何确定的，目前尚只有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当代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姜涛所著的《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研究》。[7]
不过，民间诗刊《现代汉诗》主要是诗歌创作文本，是诗歌写作的具体探索，至于对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完整认识和自觉意识似乎还有欠缺。而奚密教授在著述中虽有现代汉诗的提法，但从她的行文可以看出，其现代汉诗一词也可以用20世纪中国诗歌中国现当代诗歌等概念来代替，没有体现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必需的对诗歌和现代性话语及情境、现代语言相互缠杂状态的自觉意识。并且，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其谈论了现代汉诗，而在于谈论了现代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边缘性。[8]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诗人姜涛的论文，从社会学、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谈论社会阅读空间和读者的某种诗歌阅读程式的形成与新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文类确立之关系，挖掘了大量民初至五四时期的诗歌文本、论争方面的资料，也吸纳了较新的西方文艺理论（如［美］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确实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早期形态新诗的发生，给当前学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给本书带来许多宝贵的启示。姜涛先生的工作，偏重挖掘历史资料、细致描述新诗发生的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传播空间与新诗发生之关系，回到新诗发生的原初现场、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复杂性，视野独特，在论述中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话题。而我的论述，主要是关注诗歌本体内部的语言、形式与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经验的纠结、互动对新诗[9]产生的影响；在论述方式上，注重的是对诗歌文本和语言形态、艺术形式的理论分析。在晚清至五四这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语境下，我尝试通过对语言目标的追求和具体诗歌创作情况来考察现代汉诗的内在脉络和学理依据。
二、现代汉诗
真正将现代汉诗视为一种特定的诗歌形态、作为一种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意识来谈论20世纪中国诗歌，且论及其发生的，是国内的诗歌研究专家王光明先生。在其代表性的著作《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王光明以现代汉诗诗学理念为出发点，谈论了大致从18981998年这一百年的诗歌演变历程。他将从晚清的诗界革命（1898年前后）到五四时期（1923年左右）这一时期称为新诗的破坏时期；从20年代开始，延续到40年代的诗歌在诗形和诗质方面双向寻求的时期，被称为建设时期；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汉诗在大陆、台湾、香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分化期或多元探索的时期。尤其是他对晚清的论述对笔者深有启发，使笔者对现代汉诗发生的思虑延伸到晚清即1898年以前。
在人们的印象中，晚清诗歌似乎缺乏诗歌的审美性，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而已。但王光明在此追究：为什么必须过渡？具体怎样过渡？留意晚清诗歌的人都会注意到，诗界革命的同仁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提出要反对那与新语句和新意境极不相称的旧风格（或古人之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唯新的诗界革命话语似乎在此显出极大的矛盾：为什么其他都可以新，唯有风格不可以？为什么诗人们从不怀疑：诗歌的新，难道与作为诗歌整体特征的风格无关？为什么就没有人想触动这一明显的矛盾物或撼动不了？这个症结主要在于王光明所说的中国诗歌古典形式符号的物化。晚清诗歌的特点是以内容和语言的物质性打破了古典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封闭性，是一种物质性的反叛。[10]它醒目地彰显了古典诗歌体制与现代语言经验的矛盾与紧张。[11]晚清诗歌与现代性经验的表达、与现代语言的紧张关系表明了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权势的结构及其束缚力量。虽然晚清诗人没有真正在诗歌内部找到解决的方案，但接下来胡适一代人正是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胡适、陈独秀们就是以突破这权势的结构为起点，从语言、形式入手，以那不符合结构的、根本不能入诗的白话文（白话文事实上是一种说话方式，不求炼字、用典、韵律等）入诗，以自由诗的形式，在几经尝试与批评责难之后终于获得初步成功。在对晚清诗歌的述说中，我们看到了王光明对待诗歌历史的开放性（不锁定历史，轻易忽略它、评判它）和对诗歌本体的关注（着力于谈论诗歌文类的自身特征）。
王光明紧紧抓住现代经验（现代性语境、个体体验），诗歌文类特征（诗歌的情感、想象方式、形式问题），现代汉语、现代语言三个方面的问题，考察这些问题与具体的诗歌写作的碰撞，揭示现代性、诗歌、语言三者历时和共时的权力交叉与利益交换。他极力避免将开放的问题历史化、将亟待阐释的文本经典化、将流动的主体予以定性，而是力求开放探求的过程。在重新述说中国现代诗歌的百年历程，在辨析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互动关系的诗性言说之中，王光明尝试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汉诗的诗歌本体话语的建构。
这种在三方互动中谈论诗歌的话语建构方式虽不能给予诗歌本质的确立，但确实给我们显示出如何切近诗歌本体的一条有效路径。这一话语在诗歌研究和诗歌创作中的实践，对于培养辨识现代诗歌的纯正艺术直觉，培养现代诗歌写作在语言、形式、经验转换的自觉意识，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毫不讳言，本书的写作与前二部（《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现代汉诗的眼光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12]）一样，都深受这一诗学理念影响。本书仍然是现代汉诗诗学理念在我的新诗研究和当代诗歌批评中的实践。
三、诗的本质
无论是新诗旧诗，都涉及何为诗的本质、语言如何才有诗性诸问题。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其特定的言说方式使语言活动产生丰富的意蕴，使那不可言说之物有得到言说之可能。在人的言语活动中，怎样的言说方式、有哪些机制会产生诗性？诗是语言的艺术，作为一种表意功能的诗性，首先必得在语言活动和文本构成的内在层面来谈。在汉语范畴内，新诗与旧诗，从表面上看，差别很明显。但看二者之间的断裂容易，而寻求其共通处不易。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表面上看是不同的诗性言说，其实有着产生诗意的共同的语言活动方式：许多优秀的诗篇，在独立性句法、意象并列、变换语法等说话方式上，是共通的；旧诗、新诗其外在形态的差异，只是汉语语言系统内的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表意方式的不同而带来的，但其实质仍然是汉语诗歌。着力于二者的共通处，而不是将二者分裂，这一眼光将使我们更深地理解汉语的语言特性和诗歌的文类要求。认识到二者皆是汉语诗，新诗的写作将会获得历史中的汉语文学在词汇、语法、句法和声律等方面更多的资源；认识到二者皆是诗，旧诗写作也会获得更多的经验表达、想象方式和形式等方面的革新与活力。
今天在汉语里，诗性是个意义广泛的概念，本书努力在特定语言活动之功能和诗意生成机制的意义上来理解诗性。人如何说话会发生诗意？在这一点上，汉语诗歌范畴内的文言诗歌与白话诗、近体诗与新诗，有共通之处吗？诚如俄国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所说的：很大程度上，诗性仅仅是复杂结构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必要的改变其他元素并且和它们一起决定整体之部分……只有当言语活动获得诗性（poeticity）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之功能（poetic function）之时，我们才可以谈论诗（poetry）。当一个词被视为一个词，而非仅仅是物体命名的表示或者是情绪的爆发之时；当词语和词语的组合、意义及内在与外在的形式，获得自身的重量与价值而非平淡无奇地指向现实之时，诗性（poeticity）出现了。[13]作为一种语言活动之功能的诗性，使诗成为诗。谈论诗歌，首先应当回到文本内在的语言活动这部分。
谈论诗意诗性，必得从语言活动的诗之功能开始，这个启示来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来自那篇影响甚广的《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1936）一文。在当代中国，人们常常忽视此文中海德格尔强调的诗的本质与语言活动之关系，直接奔向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14]这一存在状态。没有对语言层面上的理解，我们就很难明白诗的本质，那个诗意地栖居恐怕更加难以企及。诗与诗意，前者是一种文本，后者是文本产生的阅读效果或者从事诗歌写作这一活动带来的可能生活。我们可以不关心诗的语法规则、文本构成而真正明白诗要传达的真正的意蕴吗？不辨别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在诗的不同形态和美学效果之间，只会看到差异（比如新诗与旧诗），看不到共通处。
海德格尔对诗的本质，首先的说明是：诗是用词语并且是在词语中神思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去神思什么呢？恒然长存者。……诗人给神祇命名，也给他们存在于其中的一切存在物命名。此一命名不是给已知的某物加上一个名称；毋宁说，当诗人说出了本质性的词语时，存在者就被这一命名为存在者了，于是就作为存在者逐渐知晓。诗就是词语的含义去神思存在。[15]这个定义是激动人心的，它让我们感到作为一个诗人的荣光。的确，写诗，是一件纯真（超功利）而神圣（给存在者命名，像上帝授权亚当为动物命名一样[16]）的事。但是，关于这纯真和神圣，海德格尔在此文中做了逐一说明。
首先，把写诗视为人的一切活动中为纯真的，我们还没有把握到诗的本质。不管怎么说，这只是提示我们必须在何处去寻诗的本质。诗在语言的国度以语言的材料创造了自己的产品。[17]这人的一切活动中纯真的活动的领域却是所有拥有物中危险的东西。说语言是所有拥有物中危险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之为所有危险物中的危险物乃是因为它早造成了危险的可能性。危险就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人被开启而明晓自己作为存在者得为自己的此在而苦恼、焦虑，作为一个非存在者又使自己失望和不满，这正是语言的功劳。正是语言先造成了威胁、扰乱存在的明显条件，从而造成了丧失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说语言是危险物。……在语言中，纯粹的东西和晦暗的东西亦即复杂的东西和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即使是带来本质性的词语，只要它必得为大家所领会并成为共同的拥有物，就必得使自己普通化。……词语作为词语从来没有直接保证它是一个本质性的词语还是模仿性的词语。相反，本质性的词语由于其简朴看起来就像是非本质性的词语。另一方面，那被装扮得像是本质性的词语，只不过是为心灵背诵或重复的某些东西。所以，语言必须总是在其自身确证的显现中展示自身。这样就危及了语言的重要的特征纯真的述说。[18]
其次，虽说我们把靠词语的意义去神思存在视为诗的本质[19]，但我们通常忘记这个神圣活动的前提靠词语的意义，因为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就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尔后，下述这一点也就昭然若揭了：诗是给存在的次命名，是给一切存在物的次命名。诗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讲述，而是特别的讲述，它首先引出了对我们所讨论以及日常语言中关涉到的一切的敞开。因此，诗绝非是把语言当作在手边的原始材料来运用，毋宁说正是诗首先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是历史的人的源初语言，所以应该这样颠倒一下：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20]
诗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讲述，而是特别的讲述。对于当代汉语诗坛而言，我们与其常常谈论诗意、诗性、神性、神圣、精神……这些词，还不如回到根本的地方语言。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就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没有语言（词语的语系和句法规则[21]）的活动，就没有诗的产生，就没有我们盼望的诗意。当代许多诗人，在写诗的事情上，企慕的是那个神圣命名的职责，但却忘记了另一个必要的素质：诗的本质是一种语言活动，我们对这一活动的内在规则了解吗？那种特别的讲述的特殊性在何处？太多大而化之的谈论，却不去凝视诗这一文体的内在构成，这是当代汉语诗歌常常在文本上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
海德格尔的诗和语言活动，肩负着拢集存在者的存在之使命，诗歌的命名不是给事物加上符号、属性之类，而是使存在者的存在显现出来，使事物因命名成其所是。诗是一种召唤，在召唤中，在适当的联系中，物召唤天地人神，物联系世界，呈现出意义来。[22]曾经想成为一名牧师的海德格尔，其诗与诗意地栖居，某种意义上是对上帝在场的生活状况的一种呼唤，一种哲学化的表达，内里是有与基督教相关的神圣性的。但对本书来说，海德格尔关于诗的本质的谈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之神圣性、诗意是一回事，而诗之本质构成又是一回事，前者因后者而实现，前者使后者有了超越性、形而上品质。在谈论诗之神圣性、诗意之前，我们是否也应该如此：先关注诗的语言活动、诗之文本构成？
出于对海德格尔这一概念的魅惑，也出于对何为汉语的诗性这一问题的痴迷，我大多数诗歌批评的中心是借着新诗批评的展开，探寻汉语诗歌之诗的本质。所谓诗的本质，指的是不断变化的诗意生成机制，那些使语言活动成为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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