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流域长的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她是中华先祖留给人类的珍贵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与社会价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绘制了宏伟蓝图。2019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进一步推进了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致力于文化艺术、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高度重视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与相关业务工作。于 2020 年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该书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论纲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的文化精神内涵，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学术支撑。2021 年 2 月，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委员会的日常运作和协调服务等工作。该委员会聘请了 81 位专家学者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决策咨询。目前，秘书处受中宣部、发改委及文化和旅游部的委托，已先后组织相关专家，评议了长征、大运河、长城建设国家总体保护规划和各省市报审的省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 材料。2021 年4 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市文物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Grand Canal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在大运河保护利用研究、规划设计、数字化展示、宣传推介、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宣传展览、研学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遗产保护工作，在遗产保护领域积淀深厚，尤其在大运河保护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曾作为主要撰写人参编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先后主持完成省域保护规划、市域保护规划、大运河点段保护规划等 20 余项； 同时主持了大量大运河水工设施修缮、环境整治、考古遗址公园设计及文物影响评估等大运河保护实践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大运河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长城、大运河和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体制机制研究课题的系列成果之一。该书从国内外运河遗产保护实践、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体系研究、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理论、大运河遗产保护设计方法、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大运河遗产展示利用方法、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拓展、大运河涉建项目文物影响评估等方面，对我国大运河保护理论与方法展开系统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在《大运河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希望田林同志带领建筑与公共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等高端研究平台，继续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保护利用及相关实践任务开展深入研究与推广工作。研究探索大运河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方式，全面推动北京大运河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深入发展。
韩子勇
2021年8月2日
序 二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自公元前 486 年开凿至今，大运河已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流淌了 2500 多个春
秋，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和沿线城市的繁荣，铭刻了中华民族物质文化与历史记忆的赓续，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 大运河文化遗产于 2014 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历史文化价值历久弥新、愈发凸显，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运河的保护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多次做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多部门联合研究编制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文件，加强顶层设计，提供全局性支撑和专项性引导。北京市文物局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蔡奇同志对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的指示，坚持各项规划指引，以首善标准使大运河文化带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工程，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民心工程，成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标志工程。
为了更好地擦亮大运河这张名片，北京市文物局与中国艺术研 究院合作共建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共同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保护利用。作为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的系列成果之一，作者田林先生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从学理研究层层深入到实践指南，将多年从事遗产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的经验凝练升华，提出一系列科学性、可借鉴的理论与方法。这不仅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展示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而且为探索创新文化遗产的活化方式提供了依据和思路。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统筹性的工程，包含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本体研究、文化遗产理论研究、河道与乡村变迁研究、人文情态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多个领域，囊括物质实体与精神文化双重层面。在今后的合作中， 北京市文物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大运河文脉的梳理与价值阐释，文物本体的保护、传承、展示与利用，文艺创作，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几个方面有所作为，共同谱写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诗篇。衷心希望以田林先生此本著作为开端，双方合作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取得更优的成绩！
陈名杰
2021 年8 月 26日
序 三
中国大运河各级保护规划的编制大多脱胎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方法。2005 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付清远先生、中国建筑设计院历史所陈同宾先生开始着手编制我国早的一批文物保护规划，此后国内大量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得以开展，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出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规定了保护规划编制的体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保护规划编制的纲领性文件。
笔者在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期间，从 2009 年开始主持河北省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对前期与大运河相关的遗产进行了系统调研，组织完成了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等 5 个地市市域范围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
上述规划均得到了大运河沿线各市政府的批准，以此 5 个地市级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为基础，主持编制了河北省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并对沿线各个重要遗产点段编写了修缮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后期均得以实施。
笔者研究范围集中于我国大运河的北方区域，重点对北运河、南运河和鲁运河等规划设计、展示利用、文化带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展开研究，对我国南方区域运河研究偏少，仅作保护利用之参考。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中国规划院、中国水利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汇集了大批大运河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大运河沿线 8 省市文物保护机构拥有大量一线具有丰富保护实践经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扬州申遗办及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锻炼了一大批拥有丰富大运河遗产管理经验的管理者，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共同推动了我国大运河遗产保护领域的高速发展。 自中国大运河 2014 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至今已有 7 年时间，本人一直有总结一下从事大运河保护工作体会的想法，唯恐同行见笑，始终未能动笔； 同时也抱有侥幸心理，希望长期致力于大运河保护一线的同行或能著书立说，系统阐述大运河保护理论与方法，但至今未能如愿。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启动了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计划 4 年建成，2020 年初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侵扰，建设活动颇受影响，不知 4 年工期是否延后。该方案涉及编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推进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和文旅融合工程等问题。一般而言，文化遗产保护程序是先规划、后设计、再实施。在规划尚不完善、方案尚未编写的基础上，就 4 年建设期限而言，按照常规方式显然是无法如期完成的，但若以非常规思维考量，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如期完成也不是不可能，这就需要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等技术人员秉承共同的保护理念、具有共同的保护意识、了解共同的控制要求、理解共同的展示手段、掌握共同的保护方法，同时实施、动态推进。本书的撰写正是尝试对这类共性问题的解答。
文化遗产保护是前提，利用是手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在保护前提下的利用。在国家文化公园开始大规模建设之际，为避免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不准确，内涵阐释偏颇，出现不当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防止对文化遗产本体及赋存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本人深感写作工作不能再推迟了，故仓促下笔，以期能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借鉴。仓促之余，难免考虑不周；水平所限，只为抛砖引玉，敬请各位同人不吝赐教。
田林
2021 年8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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