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散文集收录了近些年来著名作家徐兆寿在西部行走和悟道的文化随笔，大部分已在《人民文学》《天涯》《大家》《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其中一些篇章曾引起很大反响。
徐兆寿的文化随笔与过去的散文家不同在于，一是为西部文化强烈抗辩，从文化形态、地理生态等方面入手，风格雄健，别具风采；二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疾呼，大声抗辩，情感真挚，上下贯通；三是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和融合中寻找中国文化未来之路，纵横捭阖，视野开阔。正如评论家陈晓明和孟繁华所言，徐兆寿的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属于新人文主义写作，是学者型文化散文，不仅承继了五四时期作家学者化的风气，还上追先秦散文家和唐宋八大家文以载道的风格。
从时代背景来看，徐兆寿的这部散文集可视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在文学方面的一个收获。从徐兆寿这些年来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写作来看，他的问道三部曲《荒原问道》《鸠摩罗什》《问道之源》以及《丝绸之路上的诗人》《丝绸之路上的使者》等近10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系列使他已经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重要代表之一。
总归西北会风云（自序）
徐兆寿
2010年至今，是我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期。准确说，是2012年。那两年，我在复旦读书。
2012年之前，我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信徒。尽管我上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可满脑子都是西方文学。2010年冬天，我重点在看几个人的作品：荷马、乔伊斯、纳博科夫，偶尔会看一下君特·格拉斯、奥尔罕·帕穆克、本哈德·施林克，但看着看着就都觉得太轻了。我要写的是中国的大西北，那里盛满了中国古代盛世的历史，但现在一片荒芜。他们都太轻，太现代，唯有荷马的史诗能与其匹配，但即使如此，我依然还是融合他们写下了《荒原问道》。当然，在书名中用问道二字还是试图要回到中国语境中。
在那部作品中，我以西方的方式理解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写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2年暑假，它基本完成了。但是，也正是完成它的时候，我就转向另一部小说的写作《鸠摩罗什》，它使我彻底转向中国的传统。故而我总是说，2012年是我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现在已经十年了。
1992年毕业至2002年的十年，是我人生的一个时期，那时候主要写诗。2002年至2012年是写小说。2012年以后到现在的十年是做学术，当然也写小说与散文，散文居多。我曾向作家孙惠芬老师说过，每隔十年，我总是有一个大的转变。她问我为什么是十年。我不知道。那时我无法回答她。现在我基本能回答了。它与天道有关。一个天干轮回一周是十年，很多历史都是以十年为一个转折期，人生也一样。
这十年，我是从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如今的新疆和中亚走。丝绸之路是我的写作和研究路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条副线。后来，它们走到了一起。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来的，不是仅仅从书本上得到的。在这一方面，我敬仰司马迁。
这本散文集，是我关于研究西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文章的精选，取名为《西行悟道》。从哪里向西行？我原来以为是从兰州往西走，后来就发现不是，是上海和北京，更多的是上海。
在复旦的时间仅有三年，其实是两年，第三年是写论文，大多数时候
在兰州。在那两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和回答何谓西部、何谓传统的问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与我谈西部，或者我会将西部与上海对比看。
大多数时候是出租车司机。他们会问我，从哪里来？在干什么？我如实回答。他们会说，复旦大学啊，好啊，中国好的大学。然后，有的人说，兰州啊，我八十年代去过，一个小城市，有一条河，河两边有一些楼和其他建筑。他们就是不说黄河。也有司机说，没去过，我远到过西安，再往西就没去了。他的口气里，再往西便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也有没来过西部的博士同学，他的印象里我们这里全是沙漠和骆驼。那时，我还在旅游学院，我们学院的同事们都曾遇到过相同的故事。总是有人问我们，你们那里有电吗？一开始我们都还有些不高兴，甚至气愤，后来都不生气了，而是微微一笑说，没有。他们便高兴了，问道，那你们是怎么上班的？我们就说，我们西部人，一般没什么干的，所以睡到自然醒，然后骑着骆驼骑着马去上班或上学，去单位后也没什么要紧事做，继续唱歌、跳舞、读诗。他们说，好啊好啊，那你们晚上怎么吃饭？我们说，因为没电，我们一般都是点着蜡烛吃饭。他们便大喊，哇，烛光晚餐啊？好浪漫啊！我们总是自嘲地说，唉，没什么，我们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知道，很多人完全是靠想象在理解西部，我当然也知道，这是我们宣传的效果。我曾在南方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一如我们一遇到云南和广西的人，就觉得他们都曾站在山顶上唱歌，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住在都市里，没有山顶可爬，有些人根本不会唱歌。当然也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萨义德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妖魔化东方世界的情形，便写下几本书。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们都会因为信息的接收而产生遮蔽，也会不自觉地产生中心与边缘的感受。
另一种情形是我自己的对比。比如，上海人的国际视野、高效、文明、讲实际、讲信义等都是西部人学习的，他们吃你一顿饭，就肯定会为你办一件事，要么就不吃。不像我们这里，饭吃完了，酒喝大了，事情却没说，说也要等着下一次吃饭时再说一遍后去办。酒喝不好是不能说事的。很多南方的商人到这里来多有不适应。我也仔细研究过，从《史记》中所记述的西羌、月氏、匈奴人到现在的西北人，似乎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并没有变，比如义气，这是西北人所独有的，因为长居西北方，而西北在五行上属金，在八卦方位上又是乾位，天生是英雄生长的地方，看不起小钱，但往往也挣不了大钱。遇到战争时代，西北人就遇到了好时光，可是太平年代时，西北人就像英雄末路。所以我有时候想，很多人都想让西北变成上海，这可能吗？它如果丢了自己的属性，未必就是好事。但在这种义气和英雄主义的背后，藏着的是另一面，是难以诉说的缺点，不说也罢。
在那间孤独且被海风日夜吹打的博士宿舍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我几乎夜夜都看见自己行走在荒原上。这大概是我写《荒原问道》的原因。而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北，我便把自己的目光和行动毫不犹豫地锁定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且不再向东，而是一路向西，向古代走去，向天空走去。那里是天地间的楼宇：昆仑。
所有思想和情感都是在这种转身向西的过程中写下的。也许有些过于热烈，所以也不免偏狭；有些过于孤独，所以也不免不被理解；有些甚至过于深奥，也不免被人误解。但我接受这样的偏狭和误解。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局限，也自足于这种局限。
由是我想感谢的是复旦、上海，和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没有那几年在上海的学习，我就不可能站在远处看西部，也不可能深入地思考西部，并不断向东部的人们回答何谓西部。尤其是当我住在复旦的学生宿舍里写作《荒原问道》的时候，我似乎就把灵魂完全地交给了西部。地质学家说，在2.8亿年前，整个西北是波涛汹涌的古老大海，现在的戈壁、沙漠便是那时的海底世界。真是沧海桑田啊！这样说便令人喜悦。我也心领神会，在我的生命深处，有一片古老的大海一直在澎湃着，汹涌着。正是在上海，它和另一片现在的大海神秘地相遇并共鸣了。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一直给我们讲他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故事，贾先生曾在新疆工作过，对西部有特别的感情。前些年，陈老师把贾先生的书都捐给了河西学院，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建了一个图书陈列室。陈老师曾带着我们一众学生部分已经是成名的大学者多次到西部去游学，感受贾先生走过的西部大地。而陈老师的父亲也是在支援大西北的时候仙逝于西北，故而他对西部有着特别的感情。他曾对我说过，中国的西北，有辽阔的山河，那里装满了伟大的悲情和历史故事，是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其实是应了他的这句话回到西北的，或者说从上海重新回到兰州的。
当然，还有北京。尤其是已故的评论家雷达先生。我的大多数文章，他都看过，甚至向一些刊物推荐过。我在他去世时的一篇文章里也曾说过，我将继续带着他游历古老的大西北。
由是，我把这本书献给荒凉的大西北、繁华的上海，献给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也献给已故的雷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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