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基本观念包括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是什么两个方面，人是什么是对现实中的人的基本状况进行揭示，而人应该是什么则是对人的可能性生存、完美的人性进行思考，为人及社会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理论的探讨。对未来的思考，不仅是对生活与社会的思考，对人未来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富有想象力的思考（这些乃是人本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展望未来，反对对当前现实消极默认、展示人类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完美的人即人的乌托邦是乌托邦理论的基点，也是它的出发点与终归宿。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根本解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有，更是精神上的自由与丰富；不是片面的单向性的人，全面的、多样性的、有无限广度与深度的可能性的人才是人发展的真正目标。理想的人是人的多样性与内在丰富性的完美统一。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的哲人，直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异常精辟地探讨了人的乌托邦问题，即为全面的人的丰富内涵及如何实现人的全面性、丰富性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
对人的乌托邦，也就是完美的人的思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很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诗人的工作之所以与历史学家不同，其原因在于诗人是描述应该有的事，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
亚里士多德把对文学的思考与对人的乌托邦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诗学》中区分喜剧与悲剧时说，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而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等等。这些内容是对这个问题更为具体的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既成事物的构成原理，而是关于应有事物的调整理论；不是对过去的怀恋，也不是对现实的默认，而是对未来的预言，让人们面向未来而生存。亚里士多德对文学与历史的区分，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的思考，而这种对可能性的思考是与对事物普遍性、类性、自在自为的本体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柏拉图是个对哲学研究提出更深刻的要求的人，其原因在于柏拉图要求哲学认识的对象并不是事物的特殊性而是它们的普遍性、类性，善并不是个别的善，而是善本身，美也不是个别的美，而是美本身。对理想人生、可能生活、普遍规则的思考是哲学家与艺术家相对于科学家、政治家对人生所做出的特殊贡献。西方文化强大的理性传统并不仅仅表现在科学之中，同样也表现在对人的应该可能的存在状态的思考与探索上。
亚里士多德对文学作用的看法来自他对人本性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人的灵魂有一个理性的部分和一个非理性的部分，非理性的部分为一切生物和植物所共有，理智与欲望，理性与反理性的区别正是人是否有自制能力的表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区分来自他的老师柏拉图关于灵魂三驾马车的描述。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正如一驾马车，其中两部分像两匹马，一匹驯良，一匹顽劣，第三部分则像一个御车人，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人性中的理智、意志与情欲，他对理想国的设定则完全贯穿了他对人性的分析，国家的结构与人性的结构相对应，其中有相当于理智的哲学家，相当于意志的武士，相当于情欲的工商阶层，武士工商受哲学的控制，正如人性中的理性必须控制情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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