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唯物史观乘着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十月革命的东风来到中国，为正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思想学说林立的背景下,唯物史观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史学界*影响力的思想，至今仍是值得研讨的话题。学界对此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正因如此，学术创新殊为不易。
本书从哲学史的角度透视史学史的成果，以史学史的研究反观哲学史的发展，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在研究视角、学术梳理、史料挖掘上均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创新，着意于揭示唯物史观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力图还原当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史学观念和撰述模式的生成过程，丰富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发展过程的认识，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提供助益。
绪论
一、选题缘由
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命题。
一方面，这个命题凸显了20世纪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它关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的认识，也关涉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价值的判断，甚至在更深远的层面上影响到我们对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故围绕这个命题，值得我们投入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与省思。
另一面，以往学界围绕这个命题的探索已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值得肯定的成果，但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广性，仍然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挖掘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以及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针对该问题就有或多或少的论及。其中，诸如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1988年）、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年）、吕希晨和何静文主编《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2003年）、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2008年）、瞿林东等著《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2013年）、彭卫和杨艳秋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2015年）等著作，以及王贵仁的《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2008年）等论文，都曾围绕该论题做过集中论述，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就总体而言，在该命题所牵涉的相关学术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疑问。这首先体现在唯物史观传播史的研究中。1949年以前的唯物史观认识问题实际是唯物史观传播史的问题。在唯物史观的早期阐释上，就有一些学者认为存在进化论倾向，甚至强调社会进化论是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个形态。这种论点合理与否暂且不说，但社会进化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保持着较为长期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学界目前的研究偏重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转换的原因问题，而对于这种转换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则仍缺乏全面评估。又如对唯物史观传播历程的研究上，学者们多从理论与革命实践的互动关系、传播内容、代表人物等角度来划分唯物史观的传播阶段，而对传播形式演进的研究则注意不够。再如，对唯物史观传播主体的研究上，过去对李大钊、李达、等人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但对廖划平、吴亮平、邓初民等学者的研究，则有待推进，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本身，以及相当一部分左翼学者，也是唯物史观传播的重要主体，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则对此关注相对较少。
同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样存在，一些既有的认知也有待重新审视。如在历史观念变动的研究上，现有成果多集中在五四时期和社会史论战时期，少数研究也涉及抗战时期，但将整个民国时期做通的则很少，即使有，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如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重点已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转向阶级斗争理论，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早就掌握了阶级分析法，这两种观点相互矛盾，正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变动的研究上还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而这类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唯物史观传播史的角度入手。学术队伍的生成也是如此，学界围绕唯物史观史学阵营如何划定的争论长期不休，研究者对于胡汉民、戴季陶、陶希圣、李季等人的唯物史观研究工作看法迥异，由此造成唯物史观史学学术版图之争。然而，历史中形成的问题只有回到历史的语境才能够解决，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在形成发展中的年代，又当如何判定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呢？很明显的，如果不能从这些学人所一致推崇的唯物史观入手，从各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入手，要对他们的作品的学术属性和价值进行判定和评估无疑是很难的。而这同样脱离不了对唯物史观传播史的研究。学术观点的歧异更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的阐释往往存在天壤之别，这种问题的出现，除了史料选取、释读、多少的问题外，就没有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吗？毫无疑问是有的。再者，今天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的一些习以为常的理念和叙述模式，其形成过程如何，也有必要结合当时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作进一步清理。实际上，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很多问题，都与唯物史观传播本身密切相关，毕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所在。
完全可以说，对1949年以前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系的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因为这项研究的开展，实际也是探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展并终得到丰富的历史，它无疑能丰富我们对唯物史观认识史的理解。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便是中国人认识与阐释唯物史观的历程，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对它的研究能丰富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理论的过去与现在的理解，也能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唯物史观的内在价值提供参考，更能为我们继承和发扬唯物史观研究的优良学统提供助益。
同样地，这项研究的开展，对于丰富我们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认知，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断面，而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进化史观又是20世纪中国史学重要的观念变革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产生、发展到终主导中国大陆史坛，除了政治因素外，也自有其学术因素。通过本论题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念变迁和撰著演进，推进我们对其发展历程、学术价值的理解，从而丰富我们对民国学术版图的认知。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新中国史学的一大渊源，其所提出的很多认识、观点都曾在后来得到继承和发展，由此深刻影响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所以本论题的研究对于推进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将有所助益。就中西史学交流而言，唯物史观是一种源自西方的历史观念，探讨它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的影响下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自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20世纪中西史学关系的认知。总之，对1949年以前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系的考察将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发展状况。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才将1949年以前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论题以探讨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涵盖的时间范围大体在1919-1949年间。一般认为，唯物史观的真正传播开始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所以本书将1919年视作研究对象的起始节点。但鉴于唯物史观的早期片段性传播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故根据需要，在时间范围上有时也会适当往前追溯，但只是作为背景和必要的补充内容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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