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我出生于河南省蔡县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度过了童年时代。1949 年随着中国的建立,我开始了平静的学习生活。 1961 年 9 月,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得知被分配回故乡河南,兴奋不已,立即打好背包,告别母校恩师,到达郑州,我被调入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现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此开始了为之献身一生的文物考古工作。
河南文物考古事业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就时代而论,从石器时代考古到革命文物工作,纵贯古今;就空间而论,地上古建、石刻,地下遗物、遗迹,遍布全省。 对于这些,我可说是干一行爱一行,总是努力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何一项任务。1961 年 10 月,办完报到手续,我出差到南阳地区,负责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的文物调查,对调查所知各类文化遗物、遗迹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造册,次把书本所学知识与工作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1962 年,全省进行石刻文物大普查,我负责整理登记库存石刻拓片,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了金石学的一些基本知识。1963 年,我为全省文物工作人员培训班讲授石刻学课,同年发表了《南阳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一文,此碑是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出土的块汉代碑刻。1964年,我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回来后遇上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数年的业务工作。1969年,为配合焦枝铁路建设,我负责主持从焦作至黄河北岸铁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工作。
1970年,精简机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合并于省博物馆,我作为该馆文物工作人员,参加淅川下王岗大型遗址的发掘。 回来后我四处奔走,进行抢救性发掘,赴襄城县发掘清理了一座可能是翟族的西周贵族墓葬,赴野县发掘清理了我省的一座春秋时期的曾国贵族墓葬,赴潢川县发掘清理了我省座春秋时期番国贵族墓葬,赴永城、中牟、安阳等地发掘清理了汉代和北齐时期的墓葬,并参与和主办了安阳、乡、周口、商丘四个地区的文物干培训班工作。 1974 年,我开始从事革命文物调查工作,在赴永城县调查文物时,根据文献记载,与魏志亮馆长一起多次调查访问,终于找到了我国历史上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墓地,在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重修墓建园,广植松柏,以表示对这位古代人民英雄的崇敬和纪念。 此事为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得知,他立即题写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碑文,刻石立碑,竖于墓前。 现在此墓经过多次修葺,已是高坟大冢,松柏成林,屹立于豫东芒砀山麓,供后人瞻仰怀念。
1977 年,我参加了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在这里先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城堡城墙基槽,并与贾峨、安金槐先生一起调查了附近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可知文献所记禹都阳城应是有所根据的。 为此,国家文物局特在这里召开了我国个研讨夏文化的盛会,我在这里参与筹备并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聆听了各位专家的高见,收获甚丰,这些收获成为我日后学习和研讨夏商文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1978 年,我调入《河南文博通讯》(现称《中原文物》)做编辑,为在室内学习和研讨夏商文化提供了较多的时间。 《战国策·赵策》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为系统地学习夏文化,需要对前人研讨夏文化有所了解,为此我于 1985 年编撰出版了《夏文化论文选集》,对学术界以往研讨夏文化的过程进行了初步回顾。 1986 年,我被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工作。 1988 年,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我出版了我国夏史专著《夏史初探》,对夏王朝的建立和社会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 1994 年,根据甲骨卜辞所记约 300 个地名,结合文献记载,我出版了《商代地理概论》一书,对商代晚期以王都殷墟为中心的区域地理、商王田猎区以及黄河中下游故道等提出一些的见解。 19962000 年,我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及考古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研究工作,按时完成了任务,并以此为基础,应李伯谦先生之约,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之下,编撰出版了《夏文化论集》,此书较前时出版的《夏文化论文选集》扩充了内容,对 20 世纪学术界探讨夏文化的过程进行了初步总结。 大约与此同时,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之约,我还编撰出版了《炎黄汇典·文论卷》,对 20 世纪学术界研究炎黄时代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整理。 2004 年,应河南岩画早发现者刘俊杰先生和《郑州晚报》之约,我对禹州具茨山岩画进行考察,认为具茨山发现的岩画填补了中原地区岩画的空白,且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是河南考古工作者接触到的一种全的考古资料。 2005 年,应李学勤和范毓周先生之约,以在河南大学讲授的《石器时代考古学》讲稿为基础,我出版了《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对我国古代从原始社会演进到夏王朝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探讨。 2014 年,在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资助之下,我出版了《郑州商城与早商文明》,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王都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多年以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研讨,我出版编撰论文集三、论著四,发表论文百余篇。 特别感谢院领导与科研处的关怀和支持,我选出 50余篇已发表过的论文,编辑出版个人学术文集。 这些论文虽是早年作品,但却体现着个人对先秦历史、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学习过程,限于当时出土的考古资料与个人水平,虽分有所调整,但仍有不足甚或谬误之处,敬请指正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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