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政治史论集》收录的基本是作者在21世纪头十年中所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论文18篇，其内容涉及以宋代为主的政治传统、台谏制度、清官名节、官场黑幕，其中还有一部分以史为鉴的对现实社会的写照，其文风犀利，切中时弊，且史料翔实，有大家风范。
王曾瑜（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汉族，上海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
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
——以宋代为中心
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
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
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述略
辽金元卖官述略
忧国忧民启深思
——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
“清官”考辨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士风和名节浅谈
——以宋朝的士大夫为中心
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中国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北宋晚期政治简论
——从腐败走向灭亡
秦桧独相期间“柔佞易制”的执政群
——兼论“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
王曾瑜说辽宋夏金总说
附录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中国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语出自《晁氏客语》的记载，我是从著名的美籍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作品中得知的。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２，“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中国古代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尽管如此，依照儒家的教义，是不能求利而不求义。义就是凡事须讲究原则。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91载，有个低官杨炜写信批评副相李光说：“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忠孝须讲原则，不能说绝对服从君主和父亲的错误，也是忠孝。
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哲人，才能提炼和总结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一般说来，做官无非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受惩罚，得死罪。《聊斋志异》卷８《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说破了官场中阿谀奉承的真谛。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黜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
北宋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皇朝文鉴》卷54。欲在官场中阿谀奉承，迎合上级和皇帝，就决不能说真话和直言。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挥麈后录》卷2。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时主要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宋史》卷358《李纲传》。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35年。宋徽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 《宋史》卷22《徽宗纪》宣和元年三月。他“半生长在谪籍中”。 《湖山集》卷4《哭元帅宗公泽》。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惟其如此，所以在国难当头时，方能挺身而出。
朱熹《朱子语类》卷129说，“至范文正（仲淹谥号）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他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 《包拯集》卷2《请先用举到官》。宋哲宗时，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 《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分，勾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其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绝不可能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在大多数，以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场中代代相传、无师自通者，无非是一套黑道，或曰潜规则，只能成为贪官污吏的大学校。从另一方面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又是埋没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坟场。如果没有两宋交替时的浩劫，如李纲和宗泽那样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灭在众贪官之下，绝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
从如今的现实看来，也同样如此。今日的公仆应与历史上的清官有严格区分，进行公仆意识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主要的。除了孔繁森等很少数自觉自愿的公仆外，多数干部事实上觉悟不高。“觉悟不高”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如陈希同、陈良宇之流，难道不会说反贪的道理，做反贪的报告？没有法治，没有直接选举制的驱迫，他们是难以成为公仆的，却可能成为贪官或贪官的后备军，特别是在贪官们已经将社会风气和道德搅得相当糟的情况下。唯有积极地、逐步地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由县，由教科文单位，而省，而中央，这才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途，整治积弊的根本之举。有人说，直接选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式民主，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难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陈腐的等级授职制，反而是正理和正道？坚持自古相传的等级授职制，将其视为所谓中国特色文明的、不得撼动的传家宝，只能是阻绝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途，使各种严重积弊，包括近二十年间愈来愈严重的教科文单位衙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方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行事。尽管如此，今天宣传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原载《北京日报》201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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