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医学_[美] 克里斯托弗·万耶克著，华宁译_9787559647993

古时候的人们认为杉树灰烬和咒语可以治愈头部损伤。古埃及人认为心脏是思想的中心，肝脏产生血液，大脑冷却身体。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非常喜欢放血。今天，我们仍然被所谓的医学神话和误解困扰。本书揭穿了从感冒元凶到癌症治疗中各种医学领域常见的错误观点，澄清了人体运作原理的真相。

本书为你消除了以下医学迷思，清晰、易懂且极具娱乐性：

● 你只用了10％的大脑：CAT、PET和MRI扫描都证明大脑没有闲置区域……甚至在你睡觉时。

● 太靠近电视会导致近视：你的母亲错了。最有可能的是，近视的孩子需要坐在电视机旁边才能看得清楚。

● 吃垃圾食品会使你的脸部长痘：痤疮是由死皮细胞、激素和细菌引起的。

● 如果你受凉，就会感冒：感冒病毒才是真正引发感冒的元凶。

保护自己和你所爱的人免受“坏”医学的侵害——从阅读本书做起。

前言 “坏”医学之源

如果和古老的蟑螂相比，人类简直相当于物种界的新生儿。大约在15万年前，第一批人类才从非洲中部大草原上挺直站立，他们带着磨尖的石头和强烈的好奇心，出发去征服世界。而蟑螂如影随形，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一个蹭饭的机会。现在来看，很难判断我们和蟑螂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要是单比重量的话，估计世界上的蟑螂加起来完胜咱们。人类也一直在被细菌和病毒追杀，在它们眼里我们是最容易得手的猎物。拥有大脑袋的我们一直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人类并非世界的主人，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才是自然界的真正统治者。我们其实并不是生活在人类时代，准确来说，我们生存在细菌时代。在快149900年的光阴里，人类都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直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人类灵光乍现，大呼一声“尤里卡”，于是乎，细菌学诞生啦！我们立刻将此来之不易的知识应用到医疗领域。我们开始勤洗手，确保城市干净供水，发明疫苗，研究细胞分子机理。到 20 世纪末，人类的平均寿命比历史记载的暴增了一倍！

由此看来，人类可算是成绩斐然。因为很多时候，大自然的力量远远超过人类能驾驭的范围，甚至具有压倒性优势：干旱和饥荒恣意来袭；传染病荡平整片村庄和城市；火灾、洪水、地震让几百年的修筑瞬间灰飞烟灭。想象一下，如果不幸穿越到4000年前，你该有多么无助。坦率地说，你和我都不是爱因斯坦。我也不是万事通，比如，我就不知道如何用沙子变出玻璃，或是如何把玻璃磨成放大镜。而且我干吗要这么费劲？我去哪儿得知世界上竟然还会有小到连我眼睛也看不见的东西！固然，我可能会对被阳光晒热的石头感到好奇。我一定会如是想：太阳一定是热的！但估计我还是参不透为何今年颗粒无收，也想不通为何我会连生十个孩子夭折了八个。

在过去的无数个世纪中，人，像你我一样机灵的人，把遇到的无论好事孬事都赖到神仙头上，顿时一切就显得好有道理！可是慢慢地，我们渐渐学会依靠自己。我们察觉似乎一些植物的果实、根茎、花朵之类的部位能缓解病痛：在身上抹一些油可以治疗皮疹或烫伤；喝茶可以暖胃。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要是争抢水源打架打破了脑袋，那么杉树灰和咒语其实也帮不上啥忙。仔细算来，三个土秘方对了俩，还是不错的成绩！可是我们搞不清为何秘方的药效时有时无，当然也没有去追根究底。我们只是继续延用祖传秘方。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哪次方子起效完全是神仙说了算。

草药一直以来都在医疗界占有一席之地。世界各地出土的史前壁画显示，早在4万年前，人们就在用草药治病。著名的冰人奧茨（Ötzi，是一具于1991年在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冰封木乃伊）在过去的5000年里一直揣着治疗胃痛的草药。他的医生一定是一位精神治疗师。那时的人们觉得精神力决定了疗效，所以古时候行医开方的一直是牧师、萨满或巫医。人们相信祷告、宗教仪式和草药的疗效不分上下，甚至效果更佳。人类以这种模式生活到了公元前3000年。

在埃及，治疗首次从艺术范畴投身到科学旗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草药文化，这其实是一笔抹杀了所有的其他文明。在5000年前，中国在草药治疗上并不比美洲或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先进。而埃及却于公元前3000年，率先开启了病因和疗效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更关键的是，埃及人记录下了他们当时的想法。埃及人认为心脏是思想的中心，肝脏主司造血，脑袋负责冷却身体。这些理论当然错漏百出，但却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平心而论，如果没有现代电子仪器的帮忙，我们又能从何处得知肝和大脑的具体功能？

古埃及人利用草药、手术，以及一点点魔法的帮助，开始系统地治疗疾病。塞赫特-恩纳克（Sekhet’eanach）和印何阗（Imhotep）是两位公认的现代医学的鼻祖。不同于之前的牧师、萨满或是巫医，这两位先驱详细地记录了治疗过程，区分了有效的和无效的方案，并将所用方法传授给了其他医生。早期的医学成就包括蜂蜜疗伤，虽然那时的医生并不清楚其原理是隔绝伤口和预防外部感染，而且蜂蜜本身也有杀菌的成分。可是就像所有自负的人类一样，古埃及时代也认为药的疗效和医生无关，决定病人命运的还是神明。

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医生开始系统地记录植物根茎叶的药用价值。中国人其实并没有把生病归咎于神仙，反而认为是阴阳失调导致病邪入体。治病其实就是重塑阴阳平衡。这种思想比古埃及要更进一步，因为古埃及人并没有究其生病的背后原因。中国发展出几类调和阴阳的方法，其中包括针灸和按摩。中国人认为这两项技术可以引导“气”（一种重要的能量）的流转来平衡阴阳。中医认为锻炼和深呼吸也会推动气的流转，草药含有不同的金木水火几大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可以调和阴阳。这一阴阳调和理论又在以后的 2000 年里逐步完善。很多药方其实不一定有用，但是也吃不死人。所以它们没有随着时间而湮灭，在医学文献中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中医“以形补形”的错误理论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到今天还认为虎鞭可以治疗阳痿。

到公元前1000年，印度医生的手术成功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他们懂得如何排出体液、缝合伤口、取出肾结石，甚至做一些简单的整形手术（比如给因通奸被罚砍掉鼻子的人做手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当时疗伤和宗教祭祀还没有完全分家。不久之后，印度传统医学学派阿育吠陀于公元前200年出现并发展。阿育吠陀是一个囊括了草药、饮食、精油和瑜伽的传统医疗体系。

在西方，希腊延续了古埃及的传统。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为现代医学打下了基础。他率先提出凡病皆有因，应从此着手治疗疾病。这彻底淘汰了巫医和魔法（至少在当时）。希波克拉底借鉴了中医和印度传统医学，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不过他略微做了一点儿改进。他认为疾病是因，导致四种体液失衡，从而使人感受到不同的病症。这与失衡为因、病为果的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致病的最根本原因是饮食不均衡、缺乏锻炼、空气质量差，或是外伤，比如打架时肩膀上被人插了一刀。

从这时开始，西方正式迈上了现代科学的康庄大道。希波克拉底对饮食、锻炼和新鲜空气重要性的阐述完全正确，他时常提醒病人要注意健康饮食并适当放松精神。受他的理念影响，罗马帝国建筑了复杂的供水体系，基本能为罗马每个主要城市提供干净的自来水、浴室和排水管道。那个时代，一个城市已经能容纳成百上千的居民，如果不是这种完善的供排水系统，疾病可能会横行。但是，希波克拉底关于四种体液论的学说却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他还拥护放血的理论，企图排出“多余的”血液。我们知道，此后中世纪的欧洲采用了四种体液论和放血疗法，但摒弃了干净的水和空气。

克劳狄·盖伦（Claudius Galen）是一个生于土耳其的希腊人。他在埃及学成医术后，于公元150年前后在地中海一带走江湖，主要为角斗士做外科手术。通过游走各地医治那些伤痕累累的角斗士，他对人体结构的熟稔程度超过了同时代的人。无数头部外伤的病例显示了脑袋是思维的中心，而不是心脏；无数脊柱受损的案例表明，神经系统控制人的行动；无数静脉损伤的案例显示，血液在全身流淌。以上这些都代表了人类对人体了解的巨大进步。盖伦在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的基础上发展出“反相（对着干）”的治疗理论。举例来说，那时大家认为发烧是过多热性黄疸汁堆积的后果，他就用凉水和食物来治疗。盖伦也是人体解剖学的先驱。不过就像在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一样，在罗马解剖尸体也是一件忌讳的事。所以他就利用猪来模拟人体解剖，绘制出了第一张人体构造图。这一行为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人和猪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

那时手术技术并不完善，依然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来做的事。医生并不了解消毒手术器械和保持创口洁净的重要性，病人术后一般会死于感染。如果截肢的话，止血是靠烧热的烙铁来完成的。光想想就痛，这就是传说中的烧灼术，死亡率极高。而难产的话，只有在产妇濒死或已逝的时候才会实施剖宫产手术。根据这个，我们其实可以推测恺撒大帝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破腹而生”（《牛津英语大词典》也如是记载），他的母亲在恺撒当政时期还活得好好的。直到18世纪，产妇才能够历剖宫产之劫而幸存下来。

盖伦的指导方针在接下来的1500年发扬光大，占据主流医学地位。其要旨是这样的：呼吸把一丝灵气从外部无处不在的“世界之灵”通过气管引入体内，然后灵气通过肺静脉到心脏，与血液混合。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血液在体内是循环往复的，认为血液像在瓶子里的水一样晃来荡去。我们今天知道这丝灵气就是氧气。氧气穿过身体各个部分，帮助身体正常工作。这丝灵气融入大脑，大脑才有能力发出指令，控制身体其他部分运转。这一切没有一个与事实大相径庭。总而言之，这些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医学成就。当然，其中难免存芜，盖伦奇怪地觉得子宫是导致妇女患上歇斯底里症的原因，认为切除子宫可以帮助人摆脱歇斯底里的困扰。

罗马文明在5世纪末开始沉寂下来，理性思潮之风一路向西，刮到了阿拉伯世界。从史料上来看，在波斯和阿拉伯的“坏”医学并不多见。伟大的波斯医生拉齐（Rhazes，约公元900年）和阿维森纳（Avicenna，约公元1000年）在希腊传统之上整理并建立了疾病和治疗方案的科学体系。拉齐，或又被人称为阿尔-拉齐（al-Razi），明确了麻疹和天花之间的区别。阿维森纳，又名伊本·西那（Ibn Sina），则第一个注意到脏污的环境可能引发伤口感染。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教导富人应该勇于承担起治疗病人和穷人的责任。到12世纪，巴格达竟有六所医院，还全都是免费的。而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只各有一家医院，并且超出了穷人的负担能力。与彼时欧洲医院迥异的是，从地中海东部沿岸到西班牙的穆斯林医院都受到定期监察，并且根据疾病的种类，医院被划分成不同的病区。而同时代的亚洲在医学上则停滞不前：阿育吠陀还在印度盛行，草药针灸遍及东亚和东南亚各地。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回西方，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在几个世纪内发生突变，“坏”医学的萌芽出现在了欧洲。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使用“坏”医学一词。让我们放古人一马，毕竟他们只是秉着好奇之心想弄明白一切的缘由。在世人所称的黑暗时代，欧洲人有意无意地放弃更好的治疗技术。注重清洁和个人卫生，这一由希腊和罗马人建立的正确理念被弃之若履，同样被抛弃的还有病必有其因的理念。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坏”医学开始生根发芽。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拜倒在其门下—他们拒绝接种疫苗，反对在自来水中添加氯化物，一味迷信古代秘方，用其来替代正规治疗。我们正在进入新的黑暗时代，一个私人定制的黑暗时代，自此拉开了序幕。

理性的年代

我们在变得太自负前，必须牢记，我们仍然知之甚少。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带人们走入理性年代，但是由于眼界狭隘，在许多方面又倒退到黑暗时代。这其中的“瑰宝”包括：种族的发明，认为欧洲人最聪明；优生学的推行，认为强制的绝育可以防止酗酒、犯罪行为和其他愚蠢行为；颅相学的大行其道，认为通过研究脑壳的形状可以确定人的智商和个性；反性和反手淫行为的运动，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人控制冲动、改善健康、保存体力和人体精气；还有一些爱吹牛的江湖医生和纯粹的骗子利用所谓的现代化学技术鼓吹包治百病的灵药。

这个时代所诞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误以为肩负重任的科学可以征服一切。这种执念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依然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创造各种药物，如他汀类等来控制胆固醇水平，哪怕运动和饮食就可预防高胆固醇。我们寻找导致肥胖或心脏病等的致病基因，哪怕相比遗传学因素，生活方式才是这些疾病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使用大量抗生素来治疗轻度感染，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身体不靠药物也能自愈。然而，所有这些疗法，无论有何种奇效，都免不了有副作用。科学技术追求的病态完美，让身处工业化时代的人们，不由得被总是宣称的尽善尽美的替代疗法所吸引，仓皇投入“坏”医学的怀抱。

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已经走过漫漫长路，然而前路依然漫漫。放血疗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化疗又粉墨登场。现在治疗癌症的最常见方法是化疗，而化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身体会随着化疗和癌症一起衰落下去。手术不再意味着危险和死亡，但我们每年还有数万人死于感染和医疗事故；在发达世界基本找不到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的踪影，但肥胖症又伺机而起带走无辜的生命，而在较贫穷的国家，营养不良仍然屡见不鲜。人类基因组研究揭示，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种族，但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来保证饮用水的安全和充足丰富的食物，但病毒如影随形，蠢蠢欲动。就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要选择放弃并破坏这些20世纪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就像中世纪的人们放弃了先贤的教诲一样。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行还是不进则退？我们的命运也许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火眼金睛，辨识出医学中的破坏分子，也就是“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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