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清史稿儒林传》凡四卷。卷一至卷三，大致以学术宗尚区分类聚，略依年辈先后为序，著录一代儒林中人近三百家生平学行。卷一专记理学诸儒；二三两卷分别记经学、小学、史学及诸子学中人。所录各家，人自为传，或独领一篇，或诸家共席，首尾一贯，自成体系。卷四则沿《明史》旧规，专记入清以后，历世衍圣公之承袭，唯无以附丽，乃置诸《儒林传》末。由于《清史稿儒林传》前三卷所具学术价值，因之自1928年刊行以来，一直以治清代学术史之基本史籍，而为学人所重视。陈祖武先生长于清代学术史，曾著《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代学术源流》等书，均为清代学术史研究之圭臬。先生于1978年即检读《清史稿儒林传》，历时四十余年，晚近以来，遂将历年所记整理成帙，所成校记已逾千条。本书以中华书局1977年《清史稿》点校本为依据，对该书《儒林传》著录之近三百家传记进行整理。逐家校读，订讹正误，以期得一可据可依之读本。订正范围，拟包括人名、地名、时间、史事、职官、制度、著述及学术主张等。《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是《清史稿儒林传》成书以来*为详尽的一次校读整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
适读人群 ：中国学术史研究者，清史研究者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数千年学术的整理、总结为特点，经史子集，包罗宏富。二百六十余年间，既随社会变迁而显示其发展的阶段性，又因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后先相接的一贯性。陈祖武先生于清代学术造诣深厚，自1978年即检读《清史稿儒林传》，历时四十余年，对《清史稿儒林传》近三百家传记进行逐家较读，订讹正误，完成校记逾千条。
《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的完成,不仅仅是奉献给学术界的重要成果，而且是二百余年来先辈史家一代接一代的辛勤耕耘。其间，既有嘉庆中叶以降，清代国史馆《儒林传》之创编及迄于清亡的数度重修,亦有民国初年,《清史稿儒林传》之据以成书，还有二十世纪中，前辈史家的两次系统整理，以及晚近数十年众多专家的勠力精进。
《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系陈祖武先生手稿，从中可见陈祖武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极其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以及学术研究者对文化传承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该书的出版，对历史研究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且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以下，谨举五例，以见作者校读所费之心力。
（一）黄宗羲是否著有《明史案》
《清史稿》之《黄宗羲传》，源自《清国史》宗羲本传，合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而成。关于宗羲一生著述，其子百家撰《梨洲府君行略》有云：“《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此有明一代学术所关也。《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此有明一代之文章也。”其中并无《明史案》一书。数十年之后，全祖望补撰宗羲《神道碑文》，擅改百家旧文，臆增《明史案》，遂成“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之说，而《明文案》之卷数则悄然抹去。嘉庆中叶以后，江藩、徐鼒纳全说入所著《汉学师承记》、《小腆纪传》，《文案》不存，俨若定论。《清国史》及《清史稿》沿讹袭误，更以《明史案》取代《明文案》，乃成谬种流传。
（二）《顾栋高传》编次释误
《清史稿》之《顾栋高传》，源出《清国史》，一载《儒林前传》卷八，一载《儒林传》下卷卷七。所见二稿，文字大体相同，唯记传主著述，前稿以《大儒粹语》为先，后稿则先记《春秋大事表》。据考，《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并非顾栋高著，乃出江苏吴江顾栋南手。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所撰《总目》，误将作者名之“南”字写作“高”，遂以讹传讹。《清史稿》不察，竟据《总目》语而论栋高为学，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且栋高及附见之陈祖范、吴鼎、梁锡玙，皆为乾隆十四至十六年间，经学特科所拔擢，四人同以经学名，并非理学中人。《清史稿》不尊重传主为学实际，仅据误植栋高名下的《大儒粹语》而移花接木，强四家入理学诸儒之列，紊乱编次，不伦不类。
（三）《丁晏传》误读文献致张冠李戴
《丁晏传》有云：“晏以顾炎武云梅赜《伪古文》雅密，非赜所能为。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而断为王肃伪作。”粗读一过，似无不妥。殊不知校以传主原文，则实系混阎若璩与顾炎武为一人，大谬不然。据晏撰《尚书馀论??自叙》称：“乡先生阎潜丘征君著《尚书古文疏证》，抑黜《伪书》，灼然如晦之见明。……顾征君每云，梅赜作《伪古文》雅密，非梅氏所能为也。愚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诸书，而断其为王肃伪作。”文中之“顾征君”，本与顾炎武不相干。“征君”乃专指《叙》首阎若璩，而“顾”字不可作为姓氏读，系句首发语词，当训作“惟”，亦可训作“但”。
（四）“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不能成立
《清史稿》之《黄式三传》，并所附传主子以周、从子以恭二传，皆源出《清国史》，载《儒林传》下卷卷四十。《黄以周传》有云：“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此语不见《清国史》，乃《清史稿》撰文者之一家言，出之无本，似是而非。据考，顾炎武一生，于晚明讲学之风*是痛恨，始终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至年七十辞世，从未登坛讲学。《清史稿》当年若将“讲”字改作“经”，抑或能得要领。
（五）《孙诒让传》擅改传主原文*不可取
孙诒让乃晚清大儒，朴学殿军，望重学林。所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诸书，学养精湛，冠绝一代，章太炎先生因之赞为“三百年绝等双”。《清史稿》之《孙诒让传》，有引述传主关于《周礼正义》的大段文字，语出该书卷首《自叙》。文中，谈及与贾公彦旧疏的比较，传主用的是“略为详矣”四字，《史稿》则擅改作“实乃淹贯”。文末，诒让谦称：“或以不佞此书为之拥篲先导，则私心所企望而旦莫遇之者与。”《史稿》复改为：“无论新旧学均可折中于是书。”传主原文，足见诒让为人为学之谦逊自律、严谨笃实。而《史稿》之所改，不尊重传主著述，已乖违中华数千年良史笔法，与孙诒让之为人为学，相去实在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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