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_王晓玲著_9787010222622

　　清代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史记》文学阐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和清代学术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主体，其内部的离合、嬗变对文化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史记》文学阐释的发展、变化以及节奏都受到了经学发展脉络的支配。清代史学的兴盛成为《史记>研究的学术背景，清人在对《史记》司马迁史笔与文心的把握中，达成了“实录”、选材、“于序事中寓论断”、“义法论”等范畴与概念史学向文学意义的转换。不仅如此，清代以复古崇雅、师心尚情为指归的价值取向与“以古文为时文”的期待视野，成为《史记》文学经典化内驱力，而文章学、评点学则是其达成的重要方法。

　　晓玲君的学术背景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即以《史记》为题，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她不满足于既往的成果，又跨专业申请进入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希冀借鉴和运用史学尤其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由此机缘，遂成为我的合作同事。
　　《史记》堪称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经典，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一部史学巨著。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久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而历代学人，不止史家奉为圭臬，词章家亦极其重视。《史记》的杰出文学价值在成书未久即得到其时学人的称颂，西汉刘向、扬雄高度概括了《史记》文辞的描写特色，“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从此成为不刊之论。历代诗文大家亦不乏推崇之辞，唐宋古文运动的开山宗师韩愈视《史记》为文章之典要：“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昌黎先生集·答刘正夫书》）另一位古文大师柳宗元更谓：“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河东先生集，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唐宋以降，《史记》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独立价值，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明代文学繁盛，明中期以后，在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文学复古主张影响之下，《史记》益为文士所重。自嘉靖始迄于明季，相继有杨慎李元阳辑题评、归有光评点、邓以讚辑评陈祖苞参补、孙鑛评、钟惺评、陈仁锡评、黄嘉惠辑评、钟人杰辑评、葛鼎金蟠辑评、邹德沛辑评、朱东观辑评、徐孚远陈子龙测议等《史记》诸本涌现，致力于《史记》文学意义的阐扬。尤其是万历时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及朱墨本《史记纂》，流布甚广，同时书坊辑刻之《新刻李太史释注史记三注评林》《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等亦应时而出。这批重在文辞评点的专书出现，不仅开一代研究之新风，更将《史记》的文学阐释导向了全面和深入。
　　清代朴学勃兴，考据家们对传世经典进行了全面整理、精细考释和重新诠解，《史记》作为乙部之首典自得到了极大关注，其研究逐渐隆盛。有清一代，先后有三百多人对《史记》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辨析，其成就无疑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清之际，金圣叹别具慧眼，将《史记》与《庄子》、《离骚》、《杜诗》、《水浒》和《西厢记》等视，一并列入“六才子书”，把《史记》作为文学名著的意涵推向了极致。受其影响，清人对于《史记》的文学阐释，亦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炎汉之世，经史离析；魏晋以降，文史分途；《隋志》而后，四部确立。伴随着学术的不断发达，学术门类日益具体而细微。学术分类的不断细化，自是学术文化演进和发展的大势所趋。当今学科的分类，对于各分支学科、专业领域及某些专题性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这种繁细的分类，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研究视野的某些局限，缘此前些年曾引发史学界关于所谓“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的讨论。而我以为，实则二者并无根本性的对立，应视研究对象，依据个人旨趣，只要恪守学术规范，秉持谨严态度，采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取得最好的研究成果，即属于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清人将传统主体学问明确区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当今学者又将其对应于现代人文学科的哲学、史学和文学。就大体而言，文学阐释承袭前人的评点，自归于所谓辞章之学。然而，由于清人《史记》研究的多样性，仅囿于文学势难全面涵盖、深入探求并全面评价清儒在这方面的成就，因而这一课题理应置于一个更宽广的框架下予以审视。晓玲君于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周全的思考，并以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她将有清一代的学术作为整体，以《史记》的文学阐释为主旨，提纲挈领，深入开掘其内涵，在研究方法上较好地兼顾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结合，进而对于这一课题获得了超越以往的新的认识。
　　诚如文中所言：“仅将辞章或某一学术流派作为清代《史记》的文学阐释代表，缺乏系统性的观照，显然不能充分地把握清代对《史记》文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义理之学（含经学）一如既往，仍是学术的主流，文中结合清代理学的历史演变，从其官方地位、科举、乾嘉汉学、汉宋之争等诸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较充分地论证了其直接影响到《史记》文学阐释的发展，变化及节奏，二者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记》得到清代史家的空前重视，依晓玲君之见，其研究具有史学经典化学术语境的特点，而史学的经典化进而促成《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潮。为了说明清代《史记》研究的史学语境观点，文中从清初遗民编纂《明史》、清廷撰修《四库全书》与历史考据学、晚清经世史学与西方史边疆志这一大的发展脉络，逐次厘清和还原清儒《史记》研究的史学语境，在此基础上撷取若干典型个案，深入阐述了《史记》研究的兴盛与史学及文学经典化、《史记》评论中史学意义的文学转换、《史记》评点中史学叙事的文学转向，并对清代文章学、小说评点学与《史记》文学阐释等命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纳，在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很好地实现了既定的工作目标。
　　参加出站报告会的专家充分肯定了晓玲君的工作：“《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选题新颖，具有明确的跨学科意识，以阐释学、经典化理论为基石，运用文化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心理学和文艺美学并结合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跨学科方法对选题进行系统而又不乏深刻的研究。强调《史记》在清代是其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这不仅来源于《史记》本身艺术价值及其可阐释空间，还在于清代经学、史学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权力的变动为其提供的阐释空间，同时以复古崇雅、诗心尚情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与以古文为时文的期待视野成为其内在驱动力，而文章学、评点学则是使《史记》文学经典化得以达成的主要途径，其研究结论能够成立。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助于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清代《史记》的文学研究的思想渊源、特点与方法，也有利于辨证地分析和看待清代各个门类学术发展与其时代的相互关联及其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研究报告问题意识明确，方法运用得当，文献基础扎实；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文字表达流畅；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和方法论训练。”以上评价虽不乏鼓励之意，但我以为总体尚属准确精当，而并非虚美过誉。
　　晓玲君淳厚质朴，谦逊平和，笃志向学，孜孜不倦，眼界开阔，思维活跃，以往的学术训练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功底。其博士后研究属于在职，原单位尚有相当繁重的岗位任务，晓玲君合理安排，不辞辛劳，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在站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受到有关方面的表彰。就我而言，晓玲君是一位很容易合作的同事，与她共事是一段十分愉快的经历。我相信，以晓玲君的专注执着、踏实勤奋，在学术上必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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