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力量：专家视野里的中国金融_俞景华，李路阳编_9787518342150

　　《金融的力量：专家视野里的中国金融》集54篇与金融相关的境内外金融专家、投资家、知名学者的论述。通过专家的视野，读者可以了解到绿色金融十年间从理念变成实践的过程、创新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内涵及与监管的关系，也可以了解到与普惠金融相关的各种关系。全书包括六个板块：十年发展篇、献计金融篇、金融使命篇、绿色金融篇、创新金融篇、普惠金融篇。
　　《金融的力量：专家视野里的中国金融》适合创业者、投资人以及金融机构专业人士等阅读。

　　当接到《国际融资》编辑部相邀为纪念该刊创刊20周年所荟萃集成的近10年刊载文章精选集《金融的力量：专家视野里的中国金融》写序时，我着实像触电一般。随后在浏览了这部厚重的书稿后，触电的感觉更像是险遭雷击时的惊恐：文章的主角都是业界一线的超级专家和影响力大亨。况且涉及领域超广泛且专业化程度太高，所以缩头、打退堂鼓的念头旋即泛起。后经多次沟通，李主编还是更胜一筹，勾画了一幅办刊转型的写序景象。鉴于我本人从事与金融体制相关的领域研究以及从货币理论来演绎金融概念和金融工具及金融发展史的研究，故最终决定一试，力争站在全球金融整体的视角上给出一种尝试。
　　自2020年向后回望，21世纪最大的金融冲击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中心美元的深层次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世纪80年代南美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相比，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最终还是打开了令世界深受波及但却无力参与而只能被动陪伴的潘多拉盒子：伴随巴塞尔协议关于商业银行业监管构建所依赖的认知局限性的实际破产和全面收缩；伴随美国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新的系统性解体；伴随格林斯潘美元治理体系的寿终正寝，影子金融开始走向前台并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开始大行其道。典型的案例就是2009年中本聪首推的“比特币金融”。这朵绚丽的奇葩所引发的浪潮可谓波澜壮阔，从数字货币到不断掀起朵朵浪花的区块链、到脸谱的Libra，再到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结算货币（DCEP），数字化资产被不断推向了货币变革的最前沿。这无疑是巴塞尔协议始料未及、根本无力触及的金融新领域，甚至新世界。其结果就是，包括会计业、审计业和资产定价及估值业，以及中央银行关于MO货币的定义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都被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不仅如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华尔街金融在衍生品创新领域的拓展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实际上在很大意义上是“货币创新”，即关于“货币层级”和“货币维度”的创新。它使得美联储关于美元的定义体系，尤其是双锚监管体系都一同遭遇了解体，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定义原理和体系已经全面失效。更进一步的理论和事实就是，整个数量论货币理论都实际遭遇了解体。如果人类不首先对货币理论进行精准化的理论再构，仅依附于由MO、Ml和M2所定义的货币体系及其监管体制，就不可能对商业银行所肩负和运营的金融体制进行有效的监管。
　　当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在最深层次上的影响还在于它宣告了“格林斯潘美元治理体系”的解体。自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正式单方面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降，美联储在第四任主席阿瑟·伯恩斯及第五任威廉-米勒的执掌下，一直采取通胀政策来维系美元扮演双锚的独特地位；直到第六任主席保罗·沃尔克时代，美元的通胀率才从1979年的13%逐步回归正常。但是，如何可以长久维系美元的双锚体系，即美元同时作为国家货币职能和国际结算职能的双锚体系却未能在沃尔克时代获得系统性的建构。到了1987年格林斯潘开始执掌美联储时，美元的双锚体系才逐渐开始孕育成本文称之为“格林斯潘美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即，以出售美国境内优质资产（包括其后的次贷资产）的方式将境外美元导流到美国国内以求解决流动性短缺的双锚困境的美元治理体系，构成了“格林斯潘美元治理体系”的核心。伴随该体系一同解体的就是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大规模收缩，甚至退出了舞台中央。
　　有鉴于此，2008年之后的一个完整的10年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巴塞尔协议、格林斯潘美元治理体系和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新三大领域的同步解体，以及美联储QE新政和金融创新科技化快速崛起的10年。在此过程中，美元双锚体系从“格林斯潘治理体系”向“低利率QE化治理体系”过渡成功。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导致美国经济和金融陷入超常困境和危机时，美联储顺势推出了不再害羞的“无限量QE治理体系”。这表明，美元体系正式步入了全新的双锚治理体系。
　　正是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即在美元双锚体系发生转型，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崛起且中国金融业仍坚守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进而中国国内特定市场仍能保持制度约束力的大环境下，中国金融业在2020年之前的10年内完成了自己虽不算华丽但也精彩异常的转身和转型。毋庸置疑，在独特制度环境下，中国金融业所处货币环境与国际金融业的低利率不同，系高利率货币环境。所以，中国金融创新的业务化方向和科技化方向剑指大众金融，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混业经营、外包业务、线上业务、全牌照业务和商投一体化业务，以及市场转型业务（从主要服务于供给端的银行业务向同时服务于需求端的银行业务转型）。此外，在银行业以外的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私募基金金融等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政策类的金融创新，包括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也纷纷登场。虽然高利率的货币运行环境已经获得了部分改进，但与国际货币环境相比还是形成了内外有别的显著差别。那么，为什么如此呢？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金融业身处的市场体制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金融业所在的市场体制是否更加接近垄断型市场？还是更接近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的模型条件？显然，两大传统阵营的立论都非常容易被证伪而不具有争论获胜的实际价值。因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可以更为有效地解说中国金融业的市场特征。即，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参与者数量众多，故既非垄断型市场，也非寡头型市场，但其业态的整体利润却丰厚诱人。这又不是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所能加以解说的。有鉴于此，张伯伦市场模型在解读中国金融业的市场现状方面很可能是更优的。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即便如此，中国金融业的市场体制需要保持与国际金融市场体制之间差异性的必要性到底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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