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书随笔集：正史与小说_辛德勇著_9787108070289

本册所收文章均以探讨秦始皇相关史事为主题。有的内容是对作者此前曾出版《生死秦始皇》一书的浓缩，另有一些内容则是在《生死秦始皇》出版后，继续研究而撰写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秦始皇与儒学》一篇，篇幅z大，讨论的问题也最为重要。传统观点认为，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对儒家学说、儒生予以沉重打击。本书作者则认为，秦始皇尊崇儒学，并给予儒学以重要的社会地位，这个结论是很具启发性的，至少从一个方面推动了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辛德勇读书随笔集》中编入的这一册《正史与小说》，与这个系列里其他五册相比，内容相对要集中一些——收在这里的文稿，大部分都与《生死秦始皇》一书有关，个别一两篇的内容虽与此书没有直接关系，但讲的仍是秦始皇的事情。
　　这些与《生死秦始皇》一书直接相关的文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该书宗旨、理念、撰著特点以及核心内容的申说，另一类是对书中一些论点的补充和进一步发挥。所以，读者若是结合《生死秦始皇》来读这本小书，应当会有更好的体验和认识。
　　这样一本书籍，我用“正史与小说”来命名，主要是基于《生死秦始皇》的撰著缘起和书中阐述的一项重要认识。
　　研究秦始皇或是秦朝历史的主要史料，当然是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书也是后来中国历代正史之祖。可我动笔撰写《生死秦始皇》，却不是因多年阅读《太史公书》有所积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完全是因偶然阅读近年新出土的西汉竹书《赵正书》，促动我产生了撰著此书的愿望。
　　《赵正书》篇幅有限，顶多相当于《史记》的一篇。这篇新发现的西汉竹书，述及秦始皇去世之际和去世之后秦朝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世皇帝胡亥的即位缘由。《赵正书》载述的这些秦朝史事，同《史记》的记载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竞相利用新史料来颠覆旧史书的记载，在学术界蔚为风气，而从表面上看，像《赵正书》这样涉及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却与传世史籍判然有别的新史料，自然会激起学者们更为强烈的关注。
　　稍微熟悉敝人学术主张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一向主张要以传世基本典籍为根基来研治史事的。这样想，这样做，是基于这些传世基本典籍在各项史料当中的骨干地位，这其中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所谓“新史料”。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全面衡量之后的客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使之然也。
　　对这篇新出土的《赵正书》也是这样，关键不在它是新还是旧。不管是众所烂熟的老古书，还是古墓老屋中的新发现，首先要清楚了解它的属性。这是因为不同性质的著述，会有不同的史料价值。前辈学者讲究做古代文史研究需要先以史料目录之学作为入室的门径，其中一项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尽量充分掌握林林总总各类不同史料的属性。窃以为治史者要是能够先对这一点心中有数，或许就不会对“新发现”的“新史料”表现出过分的惊喜，而是是什么材料就让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是学者，学术本来就是要心平气和地做。甭管市面上那些“搞个大新闻”的小报记者式喧嚣，放平心态，仔细分析这篇新出土文献的内容，我最后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认识：《赵正书》是一部西汉时期的“小说”，而不是纪实性的史学著述。尽管这一时期所说的“小说”与当代并不完全相同，它应该更接近“寓言”，但它的性质毕竟同《史记》这样的正史是天差地别的。
　　以这样的认识为出发点来写《生死秦始皇》，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来看《赵正书》所引发的各项历史问题，再按照以往习惯的研究方式，深入考辨《史记》中各项相关的记载，使我得出一系列对秦始皇和秦朝历史的新看法。
　　看了上述说明，再对比一下拙著《制造汉武帝》的论证过程，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可以说是敝人从事史学研究一贯的套路。
　　不过，学问一个人一个做法。我的这一套做法，别的学者未必认同；我的观点，很多读者也不能接受。我的认识当然一定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会存在谬误，但正由于论述的出发点不同，论证的路径也不同，具体聚焦观察的点更有很多不同，我才得出很多不同于学术界既有认识的新看法。其他的学者或读者若是习惯成自然，根本不愿意做出新的思考，或者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与其不同的思辨和考索，也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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