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简介：
“大迁徒抗战实录丛书”将抗战内迁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多角度再现中国人民为延续民族血脉、支援前线、振兴大后方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迁徙之旅。该丛书包括《国府西迁》《文化存续》《烽火兵工》《守望科学》《金融对垒》和《工业重塑》六卷。
本书简介：
《文化存续》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以专题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从谋划、准备到实施搬迁的全过程。本书同时还从大批学者的视角，展示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内迁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担当以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情怀。
引 言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感慨地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
正如冯友兰所言，中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朝，面对入侵，虽然都进行了文化迁移，最后还是难逃亡国的厄运，“南渡”而未能“北归”。需要说明的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入侵的“外族”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入主中原之前或之后，都很好地完成了汉化，因此，中原民族虽然被改朝换代，但中华文明并没有由此中断，反而实现了数次民族大融合。而日本的侵略，则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灾难，亡国灭种的危险更使中华文明处于被中断、割裂的边缘。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化界进行了第四次“衣冠西渡”，新闻业、出版业、古籍文物、科研机构和社团、高等院校等文化单位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内迁。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迁徙都堪称传奇，而高等院校的弦歌不绝则更是见惯不惊，可以说战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加入了内迁的序列。抗战时期的文化内迁可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诺亚方舟”，承载着中华文明延续和复兴的梦想，在战争的惊涛骇浪之中风雨飘摇。其不但极大地推动了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维系了文化血脉的延绵不绝，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记者白修德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移民潮以后，不无敬佩地说：“中国就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令人诧异的是，中国任何作家或小说家都没有把这个场面充分地记录下来。大批大批衣衫褴褛的人民，通过公路和山脉向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时期的各类移民当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相当高，1938年5月22日，《新华日报》报道：“据某处非正式的统计，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百分之二十一，商人占百分之十六，工人占百分之六，而农民只占百分之二。”从这一统计不难看出，单是文化教育者即占到一半以上，更不要说在党政及国营事业者中，还有相当部分应归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内迁的比例亦相当高，据社会学家孙本文统计，“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这一数据多少让人匪夷所思，民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新旧交错、中西杂糅，其思想观念、政治诉求、学术渊源本来就具有极大差异，而“文人相轻”的积习、五四运动民主自由的洗礼更使其个性色彩千差万别，但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却能放弃党派之争、门户之见，义无反顾地加入内迁的行列，这仅仅用忠于领袖、忠于政府根本解释不通。刨根问底，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个特殊群体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自觉地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
在抗战移民大迁徙中，知识分子个体即便是作为内迁人潮中的一粒尘沙，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郭沫若“别妇抛雏断藕丝”，漂洋过海从日本冒死归国；老舍也抛妻弃子，“提个小箱撵中华”，奔赴抗战大后方，投身于抗战文化运动；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9天，行程3500里，由长沙步行来到昆明，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浦江清则千里走单骑，共经9省，耗时177天，行程8000里，从上海回到昆明，续写了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人气节；丰子恺带领全家老幼11人进行“艺术的逃难”，“宁做流浪者，不做亡国奴”；竺可桢在带领浙大“文军西征”的过程中，以半月之内“才丧仲儿又失妻”的惨痛尽忠“浙大保姆”的职守；陈训慈蚂蚁搬家似的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迁移，以一介书生的绵薄之力守护着“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王酉亭则带领中央大学畜牧场的动物大军，进行另类长征，成就了中大“鸡犬不留”的内迁神话，向侵略者骄傲地宣告：“动物也不当亡国奴！”以上内迁故事虽不及众多内迁故事之万一，也难以逐一叙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分子的内迁经历无一不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迫进行了一场现代化战争，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在现代战争中，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很多，但对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精神的因素无疑至关重要。1937年底，日军惨烈轰炸的硝烟未尽，顾毓琇就豪迈地断言：“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有望，也未必得胜；但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无胜利希望，则抗战必败。”“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为中国古训，历朝历代的兴替都可为之佐证，但传统的“民心”究竟为何物则莫衷一是。许纪霖则一语破的：“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众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因此，“民心”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士心”，历史事实证明，正是中国“百无一用”的文弱书生，在抗战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感，以对国家、民族不离不弃的忠诚，以传统士人不屈不挠的傲骨，铸就了中国血战到底、宁死不降的民族脊梁。
丛书主编：
潘洵，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大后方史和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省部级以上项目20余项，出版《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等学术著作，多项成果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作者简介：
郭川，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先后主持2013年度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项目“中外人士抗战大后方历史记忆研究”， 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文化重大专项委托项目“中国苏联联合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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