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已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本书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吕新的中篇小说集。吕新秉承先锋小说的精神，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意象化，艺术个性鲜明。早期的代表作《南方遗事》，运用象征、隐喻、意象等艺术手法，主题多义、繁复，丰富而敏锐的语言感觉，彰显了其在艺术创作上不可遏制的才华。
于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白杨木的春天》，思想性、艺术性皆成熟、稳健、大气。通过讲述一个叫曾怀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农场的遭遇，以此思考历史、时代、现实的困境，以及在困境里如何突围，像多棱镜一样折射出历史、时代的多层意蕴。
先锋作家吕新著《白杨木的春天》为“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
一、该丛书是首部由当代著名评论家点评的涵括中国百年经典中篇小说、展示中国百年中篇小说创作实绩的大型文学丛书。
该丛书对“五四”以来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读者可以通过本丛书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中篇小说的阅读坐标。当代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孟繁华、陈晓明、白烨、吴义勤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文本进行了精彩点评，这对于读者欣赏把握这些经典作品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丛书以作家分册，每册精选该作家最经典、读者认知度高的作品。除经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学化的作家小传及作家图片若干幅。所附内容既可以为文学研究者、文科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料，对普通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样大有裨益。
三、所选作家有较大影响力。
吕新是一位艺术风格极为独特的小说家。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他在长篇、中篇、短篇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他对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更是情有独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可观。
虽然他的中篇小说始终聚焦人性奥秘，书写历史进程，但由于他在小说语言、结构、主题上的刻意反常规或反传统实践，故要全面、精当地解读吕新及其小说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整体上看，他在小说理念上可谓高标独异、特立独行。比如，重知觉，轻理性，刻意追求语言表达上的陌生化效果；动辄打破现实与历史界限，试图在梦中之梦或想象之境中建构超越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精神世界，尤其不注重故事和情节营构，甚至完全将之作背景化处理；擅长写景且将其作为小说本体而予以凸显，但内涵极其抽象、多义、难解；等等。而从具体文本实践来看，意象化、碎片化的语言，繁复的结构，不确定的主题，以及比喻、隐喻、复沓等微观修辞上的非常规运用，使得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因阻拒性、陌生化而展现出十足的先锋色彩。在1990年代马原、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家纷纷转型的大背景下，他丝毫不受外界影响，依然故我，这种坚守亦堪称传奇。
《南方遗事》和《白杨木的春天》是吕新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作品，也是其早期和晚期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从早期到后期，其间“变”与“不变”亦可从这两个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
重知觉、想象，轻理性与平面化写实，反故事，反情节，并以语言为小说本体建构全新的艺术世界，这种理念与实践在早期以《南方遗事》为代表的小说中得到突出表现。在《南方遗事》中，像“语言下面是一个虚构的时期”“山下是虚构的乡土”“他在这个虚构的地方种植了一望无际的鹅黄色的药草”“我来到这个虚构的乡间后”这类话语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其对传统小说“真实观”或“艺术观”的抛弃与超越：人物符号化，语言能指化，一切似都变得飘忽不定；时间、空间、人、事、物及其关系似都被强力编织进“虚构”的大网中，不羁的想象和虚构主导了一切；故事与情节被虚化处理，风景成为主体而被予以集中塑造；小说写得像一首长诗，意境朦胧，主题多义。另外，由于象征、隐喻、意象等手法的广泛而密集运用，并由此而导致的在语言层面上的晦涩难懂，也典型地代表了“先锋小说”高峰期内的语言风貌。从这个角度来说，吕新的先锋写作是严重“错位”的——这种本来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写法，却在早已遭受冷落和边缘化的90年代发生，就多少有点“物是人非”且带有几许“挽歌”的意味。或许，吕新的“错位”也承载了一代人对那个文学年代的美好记忆，因而，以《南方遗事》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意义。
跨越90年代后，吕新的中篇小说创作依然聚焦历史或人性维度，依然钟情于“先锋艺术”的探索与实践，但在“如何写”方面也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开始重视故事或情节要素功能，强调小说的“可读性”；人物以及人物关系变得相对清晰；主题变得不是那么晦涩；等等。《白杨木的春天》就是其转型之作。具体来说，一方面，小说讲述一个知识分子曾怀林“被发配”至偏远小镇进行劳动改造的命运故事，并以此深入揭示或探讨置身于那个荒唐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此，虽然特定年代、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被作了背景化处理，但承载特定历史讯息和时代内涵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是清晰可辨的，对知识分子孤独、漂泊、失落等身心受难主题，特别对其生存困境或精神困境的揭示，以及对荒唐历史和非人际遇的质疑、反思乃至批判，都得到集中而清晰的呈现。很显然，这种写作是有明确目标和理性思考的。另一方面，小说在“审美形式”上继续保持对先锋艺术的实践热情。对风景与人之关系特别是对融入其中的声音、色彩和内感官意识的深描，杂糅讲述与呈示两种小说语式且带有散文化或诗化倾向的文体风格，动辄长达几十字富含丰富信息的超长句式，以及对象征、隐喻、通感、议论、抒情等修辞方式的密集使用，等等，都表明其在前后三十年间小说艺术探索与实践中对“先锋艺术”的一贯坚守。总之，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主体与客体的深度交融，历史与人的及物性书写，这些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难以周全的艺术实践，在这个中篇中都得到较为完美的呈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吕新都是先锋小说艺术的信徒。任凭时代如何变迁，他对先锋艺术精神的坚守，都不曾有丝毫动摇。他依然按照自己对小说艺术的理解，按部就班地从事写作，且不改先锋本色。在崇尚快餐化阅读的今天，他这种信仰与坚守不免“悲壮”甚至“惨烈”，因为他这种偏于形式实验的写作事实上已被大众读者和评论家所忽略或搁置，但是，谁也不会轻易否定他这种趋于创造“艺术品”的孤绝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至少，在中国现当代小说语言发展史上，吕新是要被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吕新及其中篇小说也注定会被一代代精英读者所重视，其有待重读与重释的巨大空间依然无限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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