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法律问题研究_杨珍华著_9787307216013

本书是“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案例与实践研究”丛书中的一本，也是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本书在共同开发这一大的理念下，重点对中国与印度的跨国界的水资源的共同开发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从跨界水资源的定义入手，介绍了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状，对国际上其他的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与法律渊源进行了研究，重点解析了中印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水权问题。最后，作者对解决中印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解决路径与建议。

　　一般认为，海上共同开发是指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政府在协议的基础上，共同勘探开发跨界或争议海域的自然资源。例如，德国教授雷纳·拉戈尼（Rainer Lagoni）认为，海上共同开发是建立在协议的基础上，对一块有争议海域的非生物资源进行以开发为目的的国家间经济合作方式。日本学者三好正弘（Masahiro Miyoshi）强调：“共同开发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政府间安排，以功能性目的旨在共同勘探和（或）开发领海之外海床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中国学者高之国博士也指出：“共同开发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达成政府间的协议，其目的是为开发和分配尚未划界的领土争议重叠区的潜在自然资源，而共同行使在此区域内的主权和管辖权。”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海上共同开发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具体化。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的规定，在达成划界协议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碍最后界限的划定”。此外，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th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的判决中也确认，大陆架划界可通过协议解决，或达不成协议时通过公平划分重叠区域，或通过共同开发的协议解决。①可见，无论是国际条约还是国际司法实践，都把海上共同开发看做相关海域划界前的一种临时性安排。
　　自1958年巴林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巴林一沙特阿拉伯边界协定》、实施海上共同开发以来，共同开发跨界或争议海域资源的国家实践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迄今海上共同开发的国际案例也有近30例。回顾海上共同开发6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海上共同开发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海上共同开发的产生阶段（1958-1969年），在波斯湾和西欧一共出现了5例海上共同开发案。第二，海上共同开发的发展阶段（1970-1993年），一共出现了14例海上共同开发案，涉及26个国家，包括亚洲国家11个，欧洲国家5个，非洲国家7个，美洲国家2个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第三，海上共同开发的回落阶段（1994-2000年），只有一例海上共同开发案，即1995年9月英国与阿根廷签订的《关于在西南大西洋近海活动进行合作的联合声明》。第四，海上共同开发的平稳阶段（2001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海上共同开发活动又渐趋增多，产生了近10例的海上共同开发实践。
　　就中国而言，中国拥有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上与8个国家相邻或相向。中国与一些周边海上邻国存在岛屿主权争议和海域划界争端。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就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试图解决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间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然而，30多年过去了，从中国整体的周边海域来看，海上共同开发举步维艰，迄今尚未得到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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