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之学
人们在评价刘诗白这一代经济学家时总是会用到“传奇”二字。他们很幸运，青年时学贯西方各家经济思想，理论底蕴广博深厚。壮年时在国家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大显身手，一路披荆斩棘荣光满身。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是不幸的，在本该安心治学的大好年华里，却遭遇时局变化的狂风暴雨冲击，以致年过半百才开始真正的经济学研究。
种种际遇，皆因时代使然。回首往事，刘诗白总是愿意往好的地方想。在他看来，自己这一代经济学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红利，远比学界前辈要来得幸运。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它自时代的发问中来，也必将走向时代深处。经济学科引进中国大地虽不过短短百年，却因恰逢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阶段而备尝曲折。
在大时代的剧烈变迁中，刘诗白这一代经济学人和他们所热爱的经济学事业一样历尽风雨。从各路经济学思潮百家争鸣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独领风骚，从埋首盲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经济理论研究沦为政治的注脚，从再次引进西方经济学到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虽是百转千回，经济学这株外来植物总算在中华大地上开出了自己的花朵。
其实，无论在东西方世界，相较之文学、数学、天文等古老学科，经济学都可称得上是一门相当年轻的科学。远在中国古代，先人诸子间或遗留下的朴素经济思想在历史的夜空中一闪而过，如同流星般灿烂却也短暂。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在这个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压制厌弃商业行为的封闭大陆上，经济学思想根本无从找到生根的土壤。
当中国人还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辛劳耕作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来自蓝色国度的冒险家们纷纷出海远航。为了寻找传说中富庶的东方国度，他们毅然赌上身家性命。当时，整个欧洲社会都处于对财富的极度渴求中，空气里满是狂热的欲望因子。不久，这群疯狂的赌徒就抢回了一船船金银财宝。财富迅速累积起来，社会上层沉浸在金钱带来的巨大喜悦里。在那些靠着对外贸易突然崛起的海权国家中，商业因其创造财富的惊人能量而备受推崇，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革。
1776 年3 月9 日，英国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问世。在书中，斯密毫不客气地批判了时兴的重商主义，强调构建自由市场、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他的这一经济观点除在英国本土引发强烈震荡外，还一路波及欧洲大陆乃至大洋彼岸的美洲。不同于重商主义只侧重于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探究，斯密富有开创性地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对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自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
有趣的是，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还在《国富论》里谈及了遥远的中国：中国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大限度。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从斯密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空有发展商业的良好条件却闭关锁国的叹惋之情。斯密没有想到，中国这种混沌状态仅仅在几十年后就被具有入侵天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所打破。
20 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暗夜，西方经济学犹如一盏明灯，被留洋的爱国学子们作为强国御辱之术引入了。同已在资本主义乐土里安安稳稳生长百来年的母胎不同，西方经济学科初进入中国多少带有那么点儿破釜沉舟的悲壮意味。
1912 年，严复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并创建经济学门（系）。北大经济学系是我国个经济学科，开山鼻祖地位尊显。随后，私立朝阳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同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商科或经济学系。
对于这个外来的闯入者，国人刚开始并没有展露出太大的热情。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各所高校内，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数量遥遥领先，竟达学生总数的90% 以上，而攻读工科、农科、商科等应用学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
抗战时期，这种学科人数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汇聚在救国兴邦的滂滂大潮中，刘诗白和众多来自大后方的学生纷纷选择了更具现实意义的致用型学科。在一份武汉大学乐山时期各学院历年招生情况的统计表a 上，可以看出，当时法学院、工学院两院的学生数量远超文理等基础学科。
国立武汉大学及其经济学系的历史远可追述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创建的自强学堂及其商务门。光绪十五年（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鄂期间，这位晚清重臣一面筹建炼铁、采矿、枪炮、织布等工业实务，一面创建起两湖书院、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等新式学校。
1893 年11 月，张之洞向光绪皇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再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湖北地处上游，南北要冲，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
清末推行学制改革，张之洞被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许为“当今通晓学务之人”。在他的规划里，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然而开办不久，自强学堂的商务门就出现了师资、材料短缺等问题，“多空谈而少实际”，只得匆匆停课。
自强学堂商务门办学失败的经历透露出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信息：清末的商科教学远远滞后于中国社会内部对经济人才的需求。一百多年后，这依然是困扰着刘诗白等众多经济学教育者的难题。教书育人六十余载，刘诗白的目光总是热切地追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变化与发展。2007 年，针对高校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式微的现象，他尖锐地直指教学的三大积弊：教材内容狭窄、理论脱离当代实践、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
在其学术自传里，刘诗白还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一新时代命题为学界晚辈指点迷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形成，其性质已经不只是一般的理论联系实际，“拿马克思经济学之矢，射中国经济之的”，而是要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要研究、借鉴和改造西方经济学理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应该从中国改革的伟大历史转变出发，从经济学大发展的高度出发，来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以及它的现实任务和理论。a 钻研了一辈子经济学问，刘诗白从来遵循的治学思想就是“经世致用”，他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整日蹲守在书斋里是做不出好学问来的。刘诗白是的实践派，早年在乡村田野间采风调研，改革开放后到深圳、广州、苏南、温州、上海等中国市场经济具生命力的前沿地带实地考察，晚年熟练使用iPad 和智能手机，虽足不出户，但对国际经济大势却是了然于胸。
然而，在小女儿刘莎的印象里，父亲在家时却是异常安静的。他永远埋首在自己的一方书桌前写写看看，对家里一应大小事情都处于自动屏蔽的状态。
1979 年，刘莎的爱人次登门拜访。那天，刘诗白仍是俯身在书桌前思考写作，面对未来女婿的到访，他只是抬头淡淡扫了一眼就继续投入到自己的事情中了。刘莎的爱人当即被老先生的态度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事后回忆说：“我一来望了一眼书桌，家里只有一间房子，大家都在一起活动，他也不理我们就一个人在那儿钻研。”从此以后，刘莎的丈夫每一次到家里来都会看见老丈人蹲守在书桌旁专心治学，渐渐地，也就对此见怪不怪了。这件事一度在家里被当作笑谈，刘诗白做起学问来实在有股子书斋学者的痴狂劲儿。
在刘诗白的体内，流淌着实践型学者的创新求变和书斋型学者的专注踏实这两种学术气质，它们和谐共生、交融。在中国经济大变革的拐角处，他用双脚丈量着中国市场经济成长变迁的道路，用手用脑书写出一部部的经济学佳作。一动一静间，这位经济学旅人完成了时代交托的重大历史。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风雨激荡，刘诗白不仅是这个逐梦时代的记录者和实践者，更是了时代的思考者和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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