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轺筹笔(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_曾纪泽，庆常编，李峻杰整理_9787532595174

　　《金轺筹笔》，曾纪泽撰，为晚清重要的西学书籍之一。清光绪六年(1880)，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奉命赴俄国商谈改订崇厚草签收复俄占伊犁之条约，自六月二十九日至次年正月二十五日，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经数十次争辩，俄方始同意改约，另定《中俄伊犁条约》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为中国挽回若干权益。商谈争辩时双方发言，均记录刊布于书中，为研究中俄伊犁交涉的第一手资料。此次整理以光绪九年朱克敬《挹秀山房丛书》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为底本，参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湖南新学书局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十三年杨楷刊本（袁同礼校订）等。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撰《中国史叙论》，将乾隆末年至其所处之时划为近世史，以别于上世史和中世史。此文虽以“中国史叙论”为题，但当日国人对于“史”的理解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世”意味，故不能单纯以现代学科分类下的史学涵盖之。况且，既然时代下延到该文写作当下，则对近世史的描述恐怕也兼具“史论”和“时论”双重意义。任公笔下的近世史，虽然前后不过百来年时间，但却因内外变动甚剧，而不得不专门区分为一个时代。在梁启超看来近世之中国成为了“世界之中国”，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亚洲的范围，其原因乃在于这一时代是“中国民族连同全亚洲民族，与西方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不过，就当日的情形而论，中国尚处于需要“保国”的困境之中，遑论与列强相争；而面对一盘散沙、逐渐沦胥的亚洲诸国，联合亦无从说起，所谓“连同”与“竞争”大抵只能算作“将来史”的一种愿景而已。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之进入近世，重中之重实为“交涉”二字。
　　“交涉”一词，古已有之，主要为两造之间产生关系之用语，用以表示牵涉、相关、联系等，继而渐有交往协商的意思。清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鲜有以“交涉”表述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者。有清一代，形成多民族一统的大帝国，对境内不同族群、宗教和地域的治理模式更加多元。当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族群产生纠纷乃至案件，或者有需要沟通处理之事宜时，公文中便会使用“交涉”字眼。比如“旗民交涉”乃是沟通满人与汉人，“蒙民交涉”或“蒙古民人交涉”乃是沟通蒙古八旗与汉人，甚至在不同省份或衙门之间协调办理相关事务时，也使用了这一词汇。乾隆中叶以降，“交涉”一词已经开始出现新的涵义，即国与国之间的协商。这样的旧瓶新酒，或许是清廷“理藩”思维的推衍与惯性使然，不过若抛开朝贡宗藩的理念，其实质与今日国际关系范畴中的外交谈判并无二致。当日与中国产生“交涉”的主要是陆上的邻国，包括此后被认为属于“西方”的沙俄，封贡而在治外的朝鲜与服叛不定的缅甸等国。从时间上来看，“交涉”涵义的外交化与《中国史叙论》中的“乾隆末年”基本相合——只是梁启超定“近世史”开端时，心中所念想必是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不过两者默契或可引入深思。
　　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深深改变了中外格局，战后出现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制，致使华洋杂处、中外相联之势不可逆转。故而道咸之际，与“外夷”及“夷人”的交涉开始增多。尤其在沿海的广东一地，因涉及入城问题等，“民夷交涉”蔚然成为一类事件，须由皇帝亲自过问，要求地方官根据勿失民心的原则办理。在《天津条约》规定不准使用“夷”字称呼外人之前一年，上谕中也已出现“中国与外国交涉事件”之谓，则近百年间，“交涉”之对象，由“外藩”而“外夷”，再到“外国”，其中变化自不难体悟。当然，时人的感触与后见之明毕竟不同，若说“道光洋艘征抚”带来的不过是“万年和约”心态，导致京城沦陷的“庚申之变”则带来更大的震慑与变化。列强获得直接在北京驻使的权力，负责与之对接的总理衙门成立，中外国家外交与地方洋务交涉进入常态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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