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编辑列传_戴文葆_9787559642783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历代编辑列传》作者以编辑家为本位构筑编辑史，采用纪传体手法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孔子到魏源等三十八位编辑家立传，述其编辑实践，论其编辑思想，剖析其所编辑作品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影响，归纳各自开创的编辑体例、编辑方法，梳理一脉相承的编辑理念和编辑传统，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编辑活动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有机网络中加以考察，辩证审视，科学透析，以求得出编辑活动历史的、本质的、客观的规律。

《历代编辑列传》序漆永祥戴文葆先生是出版界与学界备受尊敬的老前辈，可惜我无缘在先生生前有面谒聆教的机会，今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张永奇兄发来的戴先生《历代编辑列传》书稿，命我撰序，我是既感且愧，序则不敢，就谈一点捧读之后的感受吧。 …… 编写一部中国编辑史，是戴文葆先生久有之念。从1984年在呼和浩特讲《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起，戴先生就开始宣传自己的编辑理念与实施纂史计划。他在《编辑学和编辑史初探》讲稿中，设有“编辑史初探”专节，共选择了孔子、吕不韦、刘向与刘歆、萧统、赵崇祚、陈子龙、纪昀、魏源等为例，“叙述了我国古代典籍编辑的源流及其意义，同时又引述我国古今有关论述这些典籍的篇章，考察和评论古代典籍所赋予的时代特点和学术渊源，实际上这已奠定了以后他写《历代编辑列传》的基础”。 …… 如上所述，戴文葆先生选择的这38位历代编辑，既有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司马光、纪昀、章学诚等，也有大家不太熟悉的班昭、徐陵、僧祐、陈子龙等人，这多少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么，戴先生的选择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我在认真学习戴先生大著后，认为他的选择标准有四条：其一，所选编辑在各色人物与所编书籍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其二，所选编辑与其所编书籍，在体裁体例上多有开创之功。其三，着意强调主编在编辑过程中的作用，对他们进行大力表彰。其四，强调一部书的社会责任与现实功能，即该书能否反映社会风貌，满足时代需求，经世致用，利国利民。在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编辑，而戴文葆先生充分考虑到各界的代表。例如选择班昭，则不仅她是东汉史学家，而且是值得纪念的我国第一位女编辑家，是妇女界的光荣；而选择僧祐，则以其为佛教界的代表。而在所选书籍上，如《说文解字》代表传统小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代表杂家，《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中州集》等代表总集，《明经世文编》《经世文编》等代表经世类文选，《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代表宗教，《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代表类书等，经史子集四部皆有代表性的著述。编辑一部书籍，在体裁与体例方面是否有创新，被戴先生视为无上而至高的原则。如孔丘整理《六经》，创例甚多，毫无疑问为历代编辑第一人。他如房玄龄、欧阳玄、欧阳修之修正史，司马光、李焘之纂编年史，袁枢创设纪事本末体，刘知几、杜佑、章学诚之于典制体，刘向与刘歆父子、纪昀之于目录体，黄宗羲之创立学案体；又如吕不韦、刘安、刘义庆、颜之推之编辑杂书，欧阳询、李昉、解缙等编类书；萧统、徐陵、赵崇祚、元好问之编总集等。这些书籍在体裁与体例上多有创新，成为典范。也就是戴先生所谓“倡导学术研究的风气，开创著书立说的体例，更是编辑工作发展的上乘”。 …… 戴文葆先生对编辑的素养要求极高，他认为我国历史上的大编辑家，都是大思想家、教育家、著作家和学者专家。他们大都具有丰富的学识，高尚的品德，热爱学术文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对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学术文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首先，戴先生对世俗偏见认为编辑只是干点“简单的重复劳动”的看法极为不满，认为“那只是浅薄者的昏话罢了”。相反，他指出编辑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其本身就是学者与作家，是主动的学术工作者，应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情趣，要靠学术上的功力作基础。其次，编辑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整理者和保存者，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现者、创造者和再现者。再次，编辑必须加强道德修养，秉笔直书，独立思考，保持风骨，具有批判精神。绝不能阿谀徇私，巧嘴会说，权势货利，编辑手中的笔不应成为涂饰的刷把，不当变成夸诞的喇叭。第四，编辑必须勤勤恳恳，埋头发愤，不随流俗，不奔竞干禄，有献身于学术事业的精神。第五，编辑必须是一个热忱而坚定的爱国者，其所编书籍要注重现实，利于民生，并服务于国家。 …… 戴文葆先生《历代编辑列传》的撰写，不仅是叙述这些编辑的成就、价值与影响，而且有他大量的研究新见与成果体现在其中。 …… 戴文葆先生在撰写历代编辑成就时，对解缙、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纪昀、章学诚、魏源等人的论述，不仅仅是一篇传记，而是写成了学术论文。以章学诚为例，戴先生详细论述了章氏艰难困窘的生活与曲折嬗变的治学过程，指出其中年以后，就立志献身于编辑事业，并开始在实践中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张。通过对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及其他著述深入细致的剖析，戴先生认为在中国学术史上，章学诚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对古典编辑学理论的探讨。“校雠”一词，在章学诚的认识中就是编辑；“文史校雠”之学，就是古典编辑学。在我国18世纪的学者中，章学诚发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史校雠传统，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古典编辑学的探讨取得了空前成就，这都在文化学术史上具有其时代意义。在论述章学诚的成就时，戴先生引用了大量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如清人著述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朱筠《笥河文集》、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等，史学著述有《清史稿》、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范文澜《中国通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等，校雠学著述有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刘咸炘《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向宗鲁《校雠学》、杜定友《校雠新义》、范希曾《校雠学杂述》、刘国钧《校雠通义》、蒋元卿《校雠学史》、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胡道静《校雠学》、张舜徽《广校雠略》等，目录学著作有《钦定四库全书》、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曹慕《目录学纲要》、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合编《目录学概论》、徐召勋《学点目录学》、周振甫《古代的编辑学》等，研究章学诚的专著有日本内藤虎次郎、胡适、姚名达三家同名作《章实斋先生年谱》与何炳松《章学诚史学管窥》、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等。精研原典，爬梳资料，广征博引，断以己义，其结论也就自然新颖而独到。 …… 1987年秋，戴先生荣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立的出版界大奖，即首届“韬奋出版奖”。消息传到他的故乡阜宁，乡人竟说：“戴文葆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阜宁中学时，打扫厕所，掏大粪掏得很好，在北京得了个掏粪奖！”[[[] 王春瑜：《怀念戴文葆学长》，《中华读书报》2012 年11月14日，第003版“家园”栏目。]]看到这则趣闻，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而难以开怀。由此亦可知，文化传播与普及教育，充分认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尚任重而道远，戴先生与前辈们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必须继承他们的遗志，高举他们的旗帜，扛起责任与使命，顶风冒雪，勉力前行！ …… 后学漆永祥庚子（2020）立夏后一日百拜恭书于京北侨紫石斋

孔丘整理殷周文化的编辑工作孔丘（前551年—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古代官府贵族所垄断的诗书礼乐等类学问，是孔子最先普及地教授给民间，把为极少数人专有的官学，变成了向民间开放的私学。他开门办学，打破官府的垄断，才有百家之学。孔子是先秦诸子的先行者，诸子学的始倡者。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世传的诗书礼乐之学，把西周思想、典册文物等作为儒术而职业化，同时整理了殷周文化遗产，删诗书，定礼乐，整理典籍，编选为“六经”，传之后世。六经，亦称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当时为了教学所编的六种课本，包括三代以来、主要为殷周的历史文化遗产。诗、书、礼、乐是必须学习的科目。学术界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和强调了孔子所做的整理编辑古代文献工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和《儒林传序》中，也认为孔子对古籍作了整理、删订和补充、阐释的工作。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他要教育学生，除以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德行教人外，还要整理、补充、编次、解释旧籍，作为教材。“六经”之称，不出于孔子，但古代典籍中的六艺，是商周文化的精华，经过世卿贵族和士阶层的传习授受，已呈散乱之象，到孔子从事教学活动时，古“六艺”庞杂繁乱，他便根据自己的理解体会，加以删简解说，成为他编辑加工整理后的“六艺”，用来教授学生。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都说明孔子一生在这方面是下过很多功夫的。《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对《诗》《书》所做的编辑工作是“论次”，“论”是讨论去取，“次”是编排篇目。当时礼乐崩坏，孔子对《礼》《乐》起而修之,使其免于沦亡。孔子读《易》而作《易传》，因《鲁春秋》而作《春秋》，属于诠释、改写性质。这六本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殷周文化原有的，孔子做了编辑加工。孔子的编辑工作可以归结为，订礼乐，明旧章，删《诗》《书》，赞《易》道，修《春秋》，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编辑的宗旨是“垂世立教”。范文澜指出孔丘的编辑工作原则：整理六经有三个准则：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金景芳在《孔子与六经》一文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有几个特点：一、据鲁、亲周、故殷；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四、录内略外；五、常事不书；六、书其重者；七、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应是孔子整理改编之作，以上八点是他改编的原则。孔子首先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都在勤奋学习，提倡再思，发愤忘食，诲人不倦。教育与编辑是交叉而相邻的，编辑工作具有教育工作的深意。孔子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位大编辑家。战国时代编辑工作的发展章实斋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战国前没有私人著作，《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墨子》等，都是战国初期以至中期之作，其中所引书皆《诗》《书》政典，皆史书，无私家著作。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各阶级的盛衰消长，经济利害的迥然不同，反映在思想界形成许多学派热烈辩论的局面，讲变法，尊后王，务耕战，与讲礼乐，法先王，行仁政相对抗，传统的是非标准开始动摇，思想大解放。先秦诸子发表了许多文章，讲学时阐述了许多见解，游说中议论政治、经济，托古改今。其弟子、家属、追慕者等记录整理，使之流传于世，这些人做了编辑工作，没有留下姓名，我称他们为勤恳的无名氏，也是早期的编辑。孔子的言论集《论语》，是若干片段的篇章汇编，编排不一定有什么含义，前后章之间也无多少关联。文字绝非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而是成于很多人之手，其中有孔子的学生，有再传弟子。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以为可能是由曾参的学生编定的。《孟子》一书，除了有人认为孟轲自著外，还有人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编辑的。清人崔述甚至以为是“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管子》这部书的作者，学术界公认并非春秋时齐相管仲，而是杂家的汇集。郭沫若说：“《管子》书是一种杂烩，早就成为学者的公论了。那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 《韩非子》大部分篇章成于韩非本人之手，也有别人的作品混入，甚至有像是战国末或秦汉间法术家的文章。最后编辑成书，这可能是汉朝刘向做的工作。文章汪洋恣肆的《庄子》也有类似情况。学者以为内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是门人弟子的记录，或后来道家的依托。 “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使私人著作产生，并趋向繁荣，《淮南子》认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时之弊，确是卓识。不过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出于后来的人。学术门类、治学派别均有很大发展。同时出现了不少编辑和整理者，促进了编辑工作的发展。《史记·魏公子传》说：“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这是集诸侯宾客所进兵法而题信陵君之名，其中就有一番编辑工作。战国时代编辑工作最突出的成就，表现于《吕氏春秋》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下注曰：“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所作。”吕不韦是严格掌握编辑体例的大主编。从全书编辑体例上看，《吕氏春秋》在古籍中最有特色。书中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总为二十六卷。每纪又分五篇，每览分八篇，每论分六篇，故细分则为一百六十篇，另有《序意》一篇，依古籍体例，此篇当为全书自序，现今所存者为残文。今本《有始览》中佚失一篇。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考虑。十二纪中每纪的第一篇，同于《礼记》的《月令》，是按五行相生的系统来安排论述的顺序，含有“法天地”的用意，不过，子目中第一分篇的分题，均不能统摄其所属各分篇。八览，每览均有八篇，从立身治国，到为君为民，各篇内容颇有连贯，都讲有关社会人事方面的道理。至于六论，各篇颇类诸子书中的杂说，不想连贯，是司马迁所说的“集论”的意思。全书各部分篇数都有一定，十分整齐。每篇立论，都讲一个或几个历史故事，史料价值很高，涉及战国时代各家各派的学术，却又保存着原来的分歧而不加齐同。前人指出，参加写书的人很多，“诸宾客非一人，所立非一家，所承非一派，所出非一词”“此而欲会于一，以考其成，岂不难哉！”编出这种书来很不容易的。清代学者汪中甚至将它看作后世类书的始祖。梁启超认为：“此史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 由于书出众手，书中舛误亦不少，高诱注加以纠举。《四库书目提要》也有评论。同一书中，篇名不应雷同，《有始览》第二分篇《应同》，旧作《名类》，清人毕沅校谓当作《召类》，而《恃君览》之第四分篇亦作《召类》。这都是集体编书所应注意之点。但这本书贯穿着“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的编辑方针，总政治目标在于达到“王治”。书中体现了为秦的统一事业提供理论素材的编辑思想，着重于研讨治国之体，达成王者之治。如果秦始皇与吕不韦不发生尖锐的冲突，吕氏政见得付之实施，秦统一后不至一世而亡，历史的面貌或将改观。《吕氏春秋》的编次、结构，立论、行文，在先秦著述中最有特色，吕不韦在思想文化上有重大贡献，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大编辑家。战国时代学术文化的繁荣，是由于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教育挣脱了贵族的垄断，社会上涌现大量文学游说之士；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一些官僚贵族也招贤养士。文学之士上说下教，著书立说，学术思想获得空前的发展，编辑工作也有很大的进步，不仅有哲理性的著作、叙事记言的史学名著，而且也有了散文和诗歌的杰作。这都更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两汉编辑工作的辉煌成就从公元前206年起建立的两汉王朝，共历二十四帝，统治四百零六年，是我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武帝时成为亚洲最繁荣富强的多民族国家，和亚州各国建立了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西汉、东汉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都有重大贡献，编辑整理工作有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名著佳构，丰富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汉代中央政府注意保存文献，聚书征书，设置皇家图书馆。刘邦入关中灭秦时，萧何注意收存秦藏图籍。汉初，“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惠帝时除秦挟书之令。文帝使晁错受《尚书》，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官。武帝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其后成帝、哀帝时都注意搜求遗书，总结先秦文化。东汉开国即着手征书，光武关怀采求阙文，明帝、安帝、顺帝时都曾下诏整理古籍。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先秦古籍，主要是靠汉朝中央政府征集、保存，并派学者专家审订、校勘、编辑而流传下来。汉代还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设置馆阁藏书创了先例。汉代的编辑工作很值得重视，为后来编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榜样。刘邦虽属无赖，儒冠置溺，他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新语》中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这体现了编辑撰著工作揭示历史教训，以供治国参考的政治作用。汉武帝时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的要求，这就要求整理古今历史，说明当代社会状况及其由来。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开始了这项繁重的编辑工作。其子司马迁继续其未完成的任务，于太初元年（前104）开始撰修《史记》，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范本。司马迁实际上也是一位大编辑家，他利用、概括了大量的经过选择的历史资料，在编辑体例、写作方法上都精心考虑。《史记》的八书、十表的结构义例，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最能表现司马迁是一位杰出的编辑整理工作者。他大量利用了载籍和档案，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辨，并亲身实地考察，采集见闻，推敲判断，在纪、传、书、表中皆蕴含编辑的深义远神，显示了司马迁将史学家与编辑家完美地结合于一身的才能。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虽是因袭《史记》的体裁，但更为严密。《汉书》的《百官公卿》《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史记》的《表》《书》中所没有的。其中《艺文志》系取刘歆的《七略》，删其浮冗，录其指要，以备篇籍，提示了一种编辑方法。据说其妹班昭续编八《表》，如确实，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家。我国字书词典的编辑工作，起源于两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是第一部训诂词典，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至唐宋时列为“十三经”之一。扬雄编辑的《方言》，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方言词典。许慎编辑的《说文解字》，自创体例，分类归部，收字9353个，按照他所理解的“六书”条例来说明文字意义，分析形体构造，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汉末刘熙编的《释名》，体例仿《尔雅》，而专用音训，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释意义，推究事物命名的由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音训词典。这都为后代字典、词典的编辑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部首分类法的发明，作为查字的依据，在后世的编辑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实用的书籍，按汉字部首和笔画来编排和查检。西汉刘向（前77—前6）、刘歆（约前53—23）父子，致力于编订先秦典籍，全面考虑了编书的义例和方法，奠定了目录校勘学的始基，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我国古代功绩卓越的大编辑家。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而由刘向总领其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去世后，哀帝使其子歆继承父业。刘氏父子对于整理、保存、光大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现代意义的笔和纸还未出现，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他们在皇家图书馆中，利用宫中和官府的藏书，广采众本，校勘文字，审定篇目，酌立书名，并以撰写叙录提要的形式介绍著者，叙述源流，总评该书学术价值。他们编辑了综合性的分类目录，著录了数万卷图书。刘向编写的《别录》，既是汉代皇家图书馆藏书的总目提要，又是殷周以至西汉末年所有图书文化遗产的综合性记录。刘歆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在《别录》的基础上编著了《七略》。这两种书都是揭示内容，阐述源流，评介作者，只是对图书的分类不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就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刘氏父子及其同事专家们细密繁重的编辑整理校雠工作，对于保存先秦古籍，发扬前哲思想，总结古代文化，推动学术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编辑工作，在与之同时代的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代，都没有过，可以认为在世界文化史占有光辉的地位。刘向在编辑工作中开创性的成就，和他对培养人才、奖拔青年的注意，值得特别称道。班固对刘向的业绩推崇备至，把他看作是孔子、孟子、荀卿、司马迁的后继者，说“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刘氏父子的评价最值得注意。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两汉是我国编辑工作史上辉煌的时代，不但保存和整理编定了先秦古籍，而且向我国古典文明宝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著。魏晋南北朝编辑工作的贡献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家修史之风很盛，不过一般缺乏思想性。史料价值较高的是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和沈约的《宋书》。郡书、地记发达，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常璩的《华阳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注，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重要发展。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评论各种文章的体裁和特点，指出作者气质决定作品风格；陆机的《文赋》“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分析文风嬗变和各种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钟嵘的《诗品》，论诗主张“翰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还论述了诗体源流，历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及成就。这在客观上对后世编辑评稿工作颇有影响。这个时期的编辑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选本的编辑，类书的出现，佛教文献的汇集，科学著作的编撰。文学作品的积累，文学批评的发展，促进了作品选本的编辑。刘义庆（403—444）编纂的《世说新语》，是士族玄谈的产物，反映了魏晋时期士族的思想言论和生活作风。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根据当时的文学观点，提出了取舍标准，收录了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位知名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七百多篇，题名《文选》。后来徐陵编成了一部由汉到南朝的以妇女为主题的诗选《玉台新咏》。鲁迅在《选本》一文中说：“至今仍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类书的体制，起于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220）诏命王象、刘邵、缪袭等编辑《皇览》。梁武帝萧衍敕修《寿光书苑》《华林遍略》两部类书。北齐后主高纬诏修《修文殿御览》，颜之推、萧放、萧毅、阳休之、薛道衡等北朝有实学的人几乎都参加撰录。这都启发了后日封建王朝集中人才大规模地编辑类书或其他书籍，以示文治之盛。南朝士族中很多人笃信佛教，多持孔、老、释殊途同归之说，帝主贵族与僧侣唱和，佛经的译本广泛流通，大乘“般若”学得到迅速传布。梁沙门释僧祐（445—518）造立经藏，撰制经录，编辑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为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东晋时佛教学者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增补而成。在编辑体例上与一般目录书只有一种方式不同，祐录有缘记、名录、经序和列传四种方式，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为后世学人所珍视。他还编了《弘明集》，是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史和其他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科学著作的编撰，说明学术文化比秦汉时期又有所进步，特别在农学、算学和医学方面，成就突出。北魏末年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他在自序中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内容甚为丰富。贾思勰既有实践经验，又极为博学，他用功勤苦，著书十卷九十二篇，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有些古书，如《记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主要由于他的征引才得以部分留传下来。他在序言中说明编写此书时，“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显然是将丰富的书本文献资料，同农民的生产经验相结合，并以自己的实践相验证。这样的指导思想和编撰方法增强了《齐民要术》的科学价值。魏晋之际，刘徽注《九章算术》，并著《海岛算经》。圆周率的计算，是我国古代算学发展的标志。刘徽提供了计算圆周率的方法，他已掌握了类似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算出圆周率为3.14。此后有佚名的《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的《五经算术》等书，都对算学有所发明。到宋齐之际，祖冲之求出圆周率的6位准确数值；在他之后将近一千年，才有人求出16位准确数值。他著的《缀术》一书久已失传。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编辑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并集中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一部《脉经》。东晋陶弘景的《本草集注》著录了七百多种本草药物，比汉代《神农本草》多出一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汉开唐的过渡时代，也是战国以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战乱频仍，民族斗争残酷，人民遭受无限痛苦，但也发生各族大融合，生产知识有进步，编辑工作中也有值得纪念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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