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_拜根兴著_9787520168113

本书稿共分为三部分，上篇“七世纪中叶唐朝与新罗的关系”，以时间为轴，叙述了自新罗真德王时期至文武王时期的唐罗关系，重点论述了金春秋父子入唐交涉，唐罗联合灭亡百济的前因后果，以及七次赴唐的金仁问的交涉活动；下篇“从唐朝赴朝鲜半岛将军的行迹看七世纪中叶的唐罗关系”，利用中韩史料、新出土墓志铭等，考察了苏定方、刘仁愿、薛仁贵、柴哲威等人在新罗的活动行迹，弥补了中国史书记载的缺失，值得一提的是，书稿对所谓“唐罗密约”“苏定方被杀说”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附篇是与唐罗关系有关的研究，包括中韩金石文的研究现状、唐罗海路、《万年宫碑阴题名》和移民高足酉墓志铭等。此外，书稿后还有附表，详列七世纪中叶唐罗使臣、军事行动的相关活动。

序　　一
高明士

1994年8月，我和内人月霜初次访问西安时认识了拜根兴君，当时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讲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年轻、诚恳而有朝气。在敬佩的史念海先生、黄永年先生、马驰先生等安排下，我们参观古迹时，拜君是向导之一，使我们学到了不少。此事距今已经将近十年，但是宛若昨日，时常感念。近十年间，我们经常有书信往还，从中得知拜君要到韩国留学的讯息时，说实在的，有点惊讶。一般说来，中国人的留学愿望，通常是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而到韩国，因为语言、就业等问题，对中国人而言难度较大，所以前往留学者较少。去年6月，拜君告知我他已经通过庆北大学博士论文的第一次答辩，可望于8月获得博士学位，真是让人高兴的讯息。而今又听到他的博士论文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除了兴奋之外，又有几分惊讶。惊讶的是，出版社决定神速，似乎说明出版界已经相当重视论述中韩关系的学术著作，对学界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福音，对出版社本身而言，可谓有远见，都值得庆贺。
我个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时期，受到徐先尧教授讲授“日本史”的影响，即开始关心东亚历史关系。具体进行研究，是在1973年到日本东京大学、1981年到韩国汉城大学以后的事了。在日本、韩国进行研究时，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两国的东洋史学者治学领域广阔，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西嵨定生、池田温等，韩国的李丙焘、高柄翊、全海宗等，其关注的领域是整个东亚的历史，这使我忽然变得渺小了。后来虽经发愤图强，由隋唐教育史出发，进而从事东亚教育史研究，仍觉得起步太晚。西嵨定生先生提出东亚的中国文化圈说，认为其是由汉字、儒教、律令、佛教等四项共通要素所构成。后来我补了一项科技要素，成为五项要素说。若从这个角度来从事传统中国历史研究，则凡是属于五要素中的任何一项研究，似都可以看作东亚史的研究。这是我二三十年来的体认，虽做了一些耕耘，但是在学术界，一路走来仍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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