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遭遇（精装网格本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_[苏联] 肖洛霍夫著_9787020158478

内容推荐：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收录了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二十七篇左右短篇小说，其中以《一个人的遭遇》最为著名。肖洛霍夫在这些小说中展示了战争的另一面，战争对普通百姓人生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类型。不同于直接反映前线的战争小说，在和平年代，这类作品更发人深省。

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由著名翻译家草婴翻译，他是国内第一个翻译肖洛霍夫作品的人。

（节选）

甲

用心读肖洛霍夫这些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在纷繁复杂的斗争里，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被叙述者聚焦的人物，其身份虽变动不居，但其面貌却清晰可辨：受到压迫的年轻人，一心向往新的社会，为此而不惜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不妨称之为“红小鬼”。他们或许少不更事，却亲眼目睹富有阶级之残酷无情。在肖洛霍夫的这些作品中，苏维埃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崭新的一页，新社会、新制度的光照亮了新一代，为他们指明了康庄大道。

这些作品描绘当时顿河畔不息的争战和残酷的斗争，并不回避令人惊愕的矛盾冲突。在《粮食委员》中，父与子表征着不同的力量，前者表征亲属，后者表征国家，各有其合理性，必然会发生冲突。在父亲将被处决之时，父亲所代表的亲属之爱与儿子博佳金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发生冲突。儿子从社会正义的立场谴责父亲，父亲从亲属之爱的角度诅咒儿子。在黑氏看来，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有其片面性，悲剧的最后解决又否定了各自的片面性，使具有片面性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使“永恒的正义”取得胜利。也不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中的《胎记》《看瓜田的人》《希巴洛克的种》等作品。此外，《粮食委员》还蕴藏了属于肖洛霍夫特有的、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父亲责问：“你们搜索别人的粮仓，难道是合法的吗？你们有权力，你们抢吧。”听闻此话后“博佳金瘦削的颧骨上的皮肤发青了”。可见，即使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博佳金也是有所亏欠的。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第六七八章中，在《静静的顿河》第六卷中，有不少与《粮食委员》此处相类似的叙述。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与肖洛霍夫后来的创作道路和大型作品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肖洛霍夫早期和后期的作品在表现革命和建设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借助大量的细节持续发出呼吁：切忌过火，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包含了大量值得挖掘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信息。《野小鬼》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与庄稼汉之间复杂的阶级阶层关系。哥萨克在俄罗斯是一种军垦农，在顿河地区被看成高人一等的主人，而庄稼人则是哥萨克对没有土地的普通农民或外来户的蔑称。15—16世纪一些逃亡到俄国边区的农民，开垦土地，耕种庄稼，17—18世纪沙皇政府利用他们来充任军人，保卫边疆，这就是哥萨克的来历。由于顿河地区富裕的哥萨克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他们就对非哥萨克的农民或打工人员颇为轻贱，呼之为“庄稼人”。富裕的哥萨克与普通农民在国内战争期间呈现为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这种对立甚至会出现在一个家庭之中，比如在《看瓜田的人》中富裕的哥萨克站在红军的对立面，他的两个儿子却心向红军。在《道路》中，贫苦的靴匠、铁匠一边盼望红军早日解放自己的镇子，一边诅咒哥萨克。

在这些早期短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肖洛霍夫在尝试多副笔墨并用，多种风格交错，以对残酷的描写为例，就呈现出“有情之笔”和“无情之笔”的对比和反差。我们可以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构成未来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预制件”。

乙

1956年12月31日和1957年1月1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主要表现苏联红军普通士兵安德烈·索科洛夫的载沉载浮：二战前的生活，战争中应征入伍担任汽车司机，受伤后被抓进德国法西斯的俘虏营，他利用开车的机会俘虏了德军的工程师，回到红军队伍。战争中他的家园被毁，家人全部亡故。索科洛夫再次孑然一身留在世上，他收养了父母双亡的万尼亚，艰难地活在世上。这部短篇小说是俄罗斯民族二十世纪命运的默示录。

《一个人的遭遇》在苏联文学中有过渡性意义。首先，这里有英雄主义的流风余韵，又开启了非宏大叙事的先河。索科洛夫的那些既惊心动魄又寻常可见的经历，使这部小说开启了苏联文学的战争书写的新的一页。过去苏联战争文学中的主人公多是建立了奇功伟业的英雄，他们的人格和能力似乎超出普通人许多，现在索科洛夫这样的普通人成了小说主人公，他的身上既有普通人的凡俗又有英雄的辉光，这就为后来苏联战争文学的非英雄的书写提供了启示和范本。其次，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期待有经验的读者的参与，这经验就是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俄罗斯苏联历史的掌握。作家通过对书名和主人公的姓名提供隐喻性的文字，诱惑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激发自己的想象去完成作品的象征结构。肖洛霍夫用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模拟”出俄罗斯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二者的生活曲线是平行的，都是倒“U”型的道路，而且两者之间具有编年史式的平行关系。苏联人民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道路起点是艰难的，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革命后旋即遭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是苏联人民历史命运的高点。此后苏联人民遭遇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建设的成就毁灭殆尽，再次进入低谷。在一些细节上《一个人的遭遇》与历史都具有平行关系：索科洛夫进城市当工人的时期，恰好是苏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肖洛霍夫让索科洛夫离开农村到城市，这里有顺应苏联社会的转型的意味。

“Сокол”是飞翔的精灵，它的流动性、迁徙性在索科洛夫身上也有所体现。索科洛夫是沃罗涅日人，后来迁到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州的库班河流域，从那里回到沃罗涅日农村的家里，后来他又卖掉房子到了沃罗涅日城里。参军后，因为被俘，走遍了半个德国，在苏联的维捷布斯克州的波洛茨克逃出德军的控制，返回红军的队伍，打到了柏林，看到了被炸毁的沃罗涅日的家，战争结束后到了伏尔加格勒的乌留平斯克，最后和“我”相遇于罗斯托夫州的莫霍夫斯基村，他带着万尼亚去卡沙里。索科洛夫在大地上不停地迁徙，像鹰一样不停地翱翔。他的迁徙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漫游模式，这里又大有深意。俄罗斯文学中的大地漫游模式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分裂教徒大有关系。17世纪由于反抗官方的宗教改革，出现了分裂教徒，他们被称为云游者，赤裸双足，云游八荒，要去寻找上帝的真理。那么索科洛夫在迁徙中在找寻着什么？从农村到城市，除了被德国人驱赶而外，他的迁徙都是在艰难地找寻生存空间，他在期待“生活幸福”，但每次迁徙有不同的主题。离开农村到城市沃罗涅日，他不但先知般地躲过了浩劫，而且得以成家立业；从波洛茨克的德军中回到红军队伍，他在找寻着自由和尊严；从莫霍夫斯基村到卡沙里，他带着万尼亚要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去继续发出那个悲剧式的提问：“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这是索科洛夫这个世纪同龄人替自己的民族发出的追问。

——刘亚丁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