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记录了作者二十几年来从深圳到北京再到桂林的故事，其中有漂泊、有奋斗，也有对艺术家聚落的体验观察，更有对淡泊独处的深刻体验，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个人从热血到沉静的人生态度转变与思考。作者在自己的身份变换中见证每一个驻留地的变迁，本书不仅是一种生活记录、局部的社会发展见证，更是作者的心灵成长史。
1.本书以时间和地点为线索，用zui容易理解、最贴近读者的方式述说动人生活故事。尤其是同时代成长起来的读者，必有深刻共鸣。
2.本书可谓近二十几年来局部的社会发展见证，用深圳、北京、桂林三个地点三段生活经历展示作为一种人群的生活形态，是鲜活、生动的阶段性局部社会生活记述。
我驻留过的城市，我经历过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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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说起我驻留过的城市，我将会回想起从石榴村走出的那个遥远的年头……请原谅我又一次套用《百年孤独》这个经典的开头句式，自1991年高中毕业离开我出生长大的石榴村算起，至2019年，时间过去了28年，我也由当初那个对世界和岁月茫然不明的少年，成为一个备经游历与成长的开始走向衰老的男人，而生活或生命的状态依然是“在路上”。人生注定是一场有终点的旅行，只是无人能够预知自己终将会在哪一个点消失，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努力记取沿途的景致，为越来越多的流逝及湮没留下一丝自己的见证。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我无数次设想过长成之后的远行，但那时出行的念头总是跟返回牵连在一起，万万想不到会有难以返回甚至不可返回，再或是在命运的驱使之下越走越迷失归途。在离乡迄今近30年的人生行旅中，我或长或短驻留过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中山、佛山、南宁、桂林、贵阳、北京、银川、沈阳等，这里所指的驻留并非浮光掠影的路过、观光，而是契入时间与生命的生活、工作或者盲目、自由的居住，另外，以这些城市为轴点而展开的辐射游走，我已经无法调动残损的记忆将之逐一说出。
上初中之前，我从未走出过山村的四周，连汽车都没有亲眼见过，远行不过是无端的想象。小学教育是在村里一个仅有十几名学生的复式学校潦草完成的，上初中时去到三十公里外的乡上，高中则转到另一个离县城更近的镇。初二开始，我不知受到了什么冥冥指引，无师自通地写诗作文并自发投稿。高中期间，由于我连续有诗文变成铅字，在县、省的文艺报刊《紫藤》《南国诗报》《广西文学》以及江苏的《春笋报》、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两次被邀请参加中学生作文夏令营，一次是在湖南韶山，一次是在河南安阳。神奇的是，其时仅有过从乡上坐班车到县城经历的我，竟然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到县城坐汽车去桂林，又从桂林转乘火车，一路上不出丝毫差错。或许，正是这两次少年时的单独远行，埋下了我此后无数次抽身上路、毫不犹豫奔赴远方的伏笔。
1991年夏天，我高考落榜，回石榴村待了两三个月后，不甘心就此成为一个屈居山中的农夫，于是收拾行囊投奔在省城工作的大哥。大哥托人帮我在南宁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虽然每月工资不足200元，由此展开的也未必是希望的道路和方向，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在南宁，工作对我而言只是慌乱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我加入了其时在广西颇具活力的“自行车”现代诗群，在写作上获得了有效的启迪，在见识、视野及观念各方面骤然产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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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节，回乡下过年的我听到几位初中同学描述他们到深圳打工的图景，诸多渲染，当即决定不再返回南宁。待节后重返广东的人潮一过，我便跟随同村一位小伙伴踏上前往深圳的未卜之途，最先抵达的是二线关外的龙华，一边在老乡的出租屋东一晚西一晚栖身，一边按照公告栏或报纸上的招工启事找厂。记得我头次进入的工厂，是横岗某工业区的一家港资皮具加工厂，做流水线工人，但我第一天就忍受不了那冗长无味的工作方式，不到一周就跑了出来。好在那时的高中学历对出来打工还派得上用场，且我又会说白话，不久又进入了布吉的一家纸品彩盒厂，担任仓库管理及货物运输的文员，算是跻身了白领阶层。
然而我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尽管折腾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但总是抑止不住内心的躁动。一年之后，由于在有意无意间赚了一点小钱，我辞去了那家港资纸品厂运输部主管的职务，出来自己从事小生意。那时候我就这样想，在工厂打工，只能作为一时的谋生之策，终究不是发展之计，因为那样的一个生存空间和我所渴望的社会、时代是脱节的，更主要的是与我的愿望、志趣毫无相关。只可惜行动并不能印证想法，我的小生意维持了不到一年就惨淡收场，不得不背负债务再次遁入龙华，又因与聚拢在龙华的几位自由撰稿人相遇，而深圳当时报刊兴起，稿件需求量大，遂于黯然无奈之际执笔造文，换取稿酬聊以维系生活，伺机寻求出路。
1995年5月，宝安文化局主办的杂志《大鹏湾》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并开始由内部赠阅走向公开市场，蒙该刊编辑郭海鸿的推荐，我进入杂志社担任发行员。《大鹏湾》有“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之称，刊物定位非常明确，即直面前来深圳、珠三角、广东打工的广大外来务工者，营造一个“创世界者的港湾”。我算得上是《大鹏湾》的市场开拓者和内容缔造者之一，见证了这本杂志从零起步到发行量达十几万册、由无人问津到备受追捧的历程。事实上我做发行员不过是半年的时间，第二年，由于有期刊发行商兼广告商承包了杂志的市场业务，我随即进入编辑部担任记者、编辑，同时还兼任编辑部举办的文学培训班的辅导老师。说起来，一些后来声名渐起乃至在全国形成影响的打工作家，有不少都是《大鹏湾》早期的骨干作者或者是从《大鹏湾》文学培训班走出来的。
1998年秋天，在《大鹏湾》杂志影响力达到巅峰的时期，我选择了离开。离开的理由，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费解，却是我真实的心声。因为杂志社在宝安区，可以说是远离深圳城市中心，我的活动和交往范围大多在二线关外，而触摸这座城市富有代表性的繁华和内敛部分，在那段时间是我强烈的愿望。随后，我转到位于市区心脏地带的《深圳人》杂志社，仍然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但所面对的环境和人群迥然不同。在此期间，我还和潘漠子、谢湘南等人创办了民间诗报《外遇》，率先掀起接下来在国内波澜起伏的“70后”诗歌运动。不能不这样认为，随着我进入《深圳人》杂志社上班，也展开了我在这座城市之中从住所到际遇、从身体到心灵的搬迁历程，我与深圳的一个个地点不断地遭遇、纠缠，产生种种莫名的回响，以短暂又漫长的亲历和所见描绘了一幅绝无仅有的深圳私人地图。
1999年底，因为全国报刊大幅度裁减，《深圳人》杂志宣告停刊。或许不少当年的业内人士还有着记忆，那一时期，一方面是一批报刊停办或被取消市场经营，另一方面是各地一些具有统一刊号而又欠缺办刊经费的刊物被人承包，拿到经济发达城市改头换面进行市场化操作。广州就集中了多家这样的刊物，《深圳人》杂志社一解散，我就被一位朋友邀请到广州出任一家“改良”杂志的执行副主编，但又不想彻底离开深圳，由此来回奔走于广深两地之间。2001年元旦之后，我彻底搬离深圳，正式投入广州。
实际上，进入世纪之交，受出版周期的局限，杂志在报刊市场上已经式微，那些被异地承包并以赚取市场利润为主要方式操作的杂志，在大势面前根本不可能维持多久，我到广州接手的杂志也逃避不了这一命运，在第二年承包合同到期即放弃经营。随后，我搬到广州白云区一个名叫“圣地”的地方暂住，过了不久，受到中山市一家广告公司邀请，前去出任副总经理。中山尽管也是珠三角的重要城市，但是比起深圳和广州，无疑显得欠缺生气，主要是没有我所渴望的文化活力，因此我很快就感到窒息的逼近。恰在此时，深圳的一家影视文化公司又向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过去担任策划人和撰稿人，然而中山的公司一再挽留，后来协商的结果，是在中山、深圳两边均采取半职的方式。这样，在2002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那一段时间，我基本处于这样的状态，每月在中山、深圳各上班10天左右，余下的日子则返回广州圣地。我成了一个珠三角的游走者，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劳地交叉走动。我常常会在这三个地方以及那里的朋友们中间适时出现，仿佛从未离开过。
2004年夏天，深圳的一个影视公司与香港某有线电视台合作，承接了一个旅游文化项目，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拍摄地方风情系列纪录片。经受不住这样的“出走”诱惑，我果断辞掉了中山广告公司的职务，作为摄制组的策划人和撰稿人随行西南地区。其后，我和摄制组多次深入贵州，拍摄了一系列的地方纪录片，有时耗上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这一经历使我对贵州产生了不明的情愫，再后来，我还会一个人奔赴贵阳，无所事事地小住一阵。
2005年9月，我出版了专题散文集《我的深圳地理》，这部书以个人的视角记录了我在深圳几近全部的生活及心路历程，内中关于青春、寻梦、理想、激情和失落、不安、混沌、破碎种种，以及对一座城市的指认、介入、隔阂、热爱等，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媒体称为“一个人一座城市，一部书一段青春变迁史”。书出版后，我还以个人的名义在酒吧举行了一场分享会，现场演绎观念行为艺术《泡在深圳》，对“混在深圳”普遍遭遇的种种状态作出艺术化的诠释。借助这个行为艺术，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终于走到了这座城市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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