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学十卷》汇集了余秋雨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十部文学著作，由《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中国文脉》《*美学》《杰作之秘》《空岛·信客》《冰河》《门孔》组成，十部作品横跨三十年，全部由余秋雨先生在2019年做了大量修订。
《中国文脉》在全书的编排次序上，余秋雨先生对几个特殊问题做了如下解读：
书中*篇《 文脉大印象 》是全书的引论，勾勒了中国文脉的简明轮廓，这也是余秋雨先生本人特别重视的一篇长论。一切繁忙而无暇阅读全书的朋友，读一读这篇引论也就能够领略大概。因此余先生把这篇引论，单独作为全书的*单元。
全书的第二单元是三篇长文：《 猜测皇帝 》、《 感悟神话 》、《 发现殷墟 》。三篇文章并不是客观地从头讲述中国文脉，而是把余先生自己也放在其中。在三篇文章中，余先生回顾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发现中国文脉源头的“惊险过程”，将千古文化之脉与自己的生命之脉产生了一种悬崖边上的对接，并以“我”自己的生命来重新打理中国文脉，从而使全书不再是一部严谨单向的教科书，而是一部“双向生命史”。
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创作中，呈现出了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另类基调，他有着深切的人生体验，更是走遍了中国和世界，深知中国的穴位何在，中国人的魂魄何在。因此，他的著作，总能在*时间震动千万读者的内心。白先勇先生曾这样赞扬余先生：“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宏大的精神悖论提供感性仪式”。喜爱余秋雨先生作品的读者朋友，不妨和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在熟悉的文字找寻全新的领悟，一览余秋雨先生内心的文化盛宴吧。
《 中国文脉 》这本书，已经在海峡两岸出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发行量一直很大。这当然让人高兴，但我又产生了不少忧虑。
忧虑的焦点，在于对“文脉”这个概念的把握。本来，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安静的概念，但是由于我这本书的催化，近年来渐渐热闹。很多地区、城市、部门都在挖掘自己的“文脉”，连乡间村落，也找出了姓氏门庭中的“文脉”。
显然，这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我提出“文脉”，是想为漫长而又庞大的中国文化寻得经脉。那是为群山辨认主峰，为众水追溯源流，必须严格选择，大做减法，而不是多多益善，大做加法。
这件事已经很着急了，因为近年来中国文化出现了大规模“痴肥”的不健康状态。原来在经济发展中认识到文化的价值，是一种重大历史醒悟，但是我们国家常有“一窝蜂”的毛病，转眼间已经到处是“文化”了。不分优劣、高低、真伪、主次、轻重、正邪，全都洋洋自得，千言万语，连篇累牍。这样的“文化繁荣”，必然会掩盖文化真正的生命支点，滑向虚浮和平庸。
很多急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年轻人和外国朋友，近年来面对排山倒海的文化信号，都渐渐由期待而皱眉，最后都不得转身，说是越看越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文脉是一种拯救。我要的文脉，是主脉，而不是碎脉；是大脉，而不是细脉；是正脉，而不是游脉；是定脉，而不是浮脉；是根脉，而不是散脉；是深脉，而不是皮脉。
那么，碎脉、细脉、游脉、浮脉、散脉、皮脉，是不是完全与文脉无缘？那倒也不。它们很可能是文脉的延伸状态、微观状态、变型状态、牵动状态，因此不能全然排除。但是，中国文化在醒悟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力找到主脉、大脉、正脉，并悉心把持住。
应该明白，在目前，真正让中国文化烦恼的，不是它的对立面，而是它的瞎帮手。这正像，在目前，对很多人来说，真正让身体烦恼的，不是营养缺乏，而是臃肿过度。什么时候中国文化也能像那些运动员一样，展现出精瘦的体型、健美的身材，那么，我们作为它的一分子，也就更会轻松从容、神定气闲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和远方的朋友们，也会更愿意与中国文化亲近了。
我曾多次在国际间讲述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在列出的八大原因中，第五项就是“简易思维”。我说中国文化的“第一原创者”老子恰恰是“第一清道夫”，用最简短的哲理形态使后代学者不敢把话讲啰嗦了。这就让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比较清浅、随意的状态，并由此长寿。我还根据对各大文明的考察得出结论：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秘至晦。
这一切，正是我写作《 中国文脉 》的基准。
在全书的编排次序上，有几个特殊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第一篇《 文脉大印象 》是全书的引论，勾勒了中国文脉的简明轮廓，这也是我本人特别重视的一篇长论。一切繁忙而无暇阅读全书的朋友，读一读这篇引论也就能够领略大概。因此，这篇不短的文章曾被几家报纸刊登，又被那本专给忙人看的《 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社会影响已经不小。于是我把这篇引论，单独作为全书的第一单元。
全书的第二单元是三篇奇怪的长文：《 猜测皇帝 》、《 感悟神话 》、《 发现殷墟 》。为什么是“奇怪”？因为它们并不是客观地从头讲述中国文脉，而是把我自己放进去了。
我在那三篇文章中回顾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发现中国文脉源头的惊险过程。
不知道古代那些大学者在青年时代凭着自己的单纯的生命与浩荡文脉初次遭遇时，产生过何等震撼。可惜他们都没有写出来，人们只能从他们后来终身不懈的投身中，推测初次遭遇时的异样深刻。我的情况与他们有很大不同，当时正陷于一场文化大浩劫，父亲被关押，叔叔被逼死，我因为在全面否定教育的大背景下投入了教材编写，又违禁主持一个追悼会，而被文化暴徒们追缉，只得只身逃到浙江奉化的一个半山避祸，幸好那儿有一个废弃已久的藏书楼。于是，灾难的大地、孤独的自己、古老的典籍，组成了一个寂静的“三相结构”，使我重头追问文化的本源。
这样，千古文化之脉与自己的生命之脉产生了一种悬崖边上的对接。这种对接惊心动魄，注定要重新铸造我自己的生命，并以我自己的生命来重新打理中国文脉。正是从那个悬崖边上开始，我的生命史与中国文脉史已经相融相依，无法分离。
当时我不知道，灾难的大地正面临着破晓时分，我自己的生涯也会迎来破晓时分，正巧，我在此时此地遭遇的中国文脉，也正是它数千年前的破晓时分。
——我认为这是一个颇有玄机的“大情节”，因此详尽地记述在三篇文章里。《中国文脉》把这三篇文章作为第二单元，使全书不再是一部严谨的教科书，而是成了一部“双向生命史”。
以前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很想让这部书更具有教科书色彩，因此建议把这三篇文章放在全书的最后，作为“课余读本”。这个想法显然着眼于广大普通读者，我同意了，因此有几个版本是那样安排的。但后来仔细一想，觉得“双向生命史”比“单向教科书”更有深味，而且我后来的篇章，也都有自己的大幅度介入，仍然离不开“双向生命史”，因此，这次新版又把这三篇文章移到了前面。如果有些读者只想快速进入文脉，对于我避祸山间时的思维历程不感兴趣，那就可以在读了导论《 文脉大印象 》之后，跳过这三篇，直接去面对《 老子与孔子 》、《 黑色光亮 》、《 稷下学宫 》这些篇目，也就是从第一单元跳到第三单元。
不管怎么读，我都感谢了。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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