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建阳刻书史》是研究福建印刷文化的利器,追溯建阳刻书历史的津筏。
该书是“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系列的第二种,上一本《谋利而印》从出版的产业、商业化角度切入,本书则偏重考寻建阳刻书历史的变迁及所刻书目、刻工、书坊。
布脊精装,简约雅致,130余幅书影,助你领略建本风采。
前言(摘录)
“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这是宋人祝穆书中的描述,建阳学者熊克则称之为“册府”。“图书之府”和“册府”,都反映出建阳刻书业繁荣,刻本数量众多,巨幅奥帙、奇书秘本充衍的盛况。建阳刻书业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崛起的原因何在,历史进程如何,有哪些特点,其衰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中国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该如何评价,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最早印刷书籍的国家。至迟在西汉就发明了纸,在唐初就发明了雕版印刷。而萌芽于五代,兴盛于两宋的福建刻书业在我国图书出版史和印刷技术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由宋至明,福建建阳一直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所刻书籍数量始终居于全国之冠。
从宋代开始,建阳刻本就被许多藏书家重视和收藏。南宋的陈振孙、尤袤、赵希弁,明代的范钦、胡应麟,清代的钱曾、朱彝尊、黄丕烈、瞿镛、丁丙、陆心源、杨守敬、叶德辉、叶昌炽、李盛铎,近现代的张元济、傅增湘、郑振铎等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无不收藏、研究过建本,并予以较高的评价。
与古代四川、浙江、南京、苏州、北京、徽州等地的刻书业相比,建阳刻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历史悠久,书肆众多。许多刻书大族均子承父业,世代相沿,形成了著名的刻书世家。如余氏、刘氏、熊氏、陈氏,从宋代延至清初;叶氏、郑氏、詹氏则从元代延至明末。此外,黄氏、蔡氏、虞氏、魏氏均由宋延至明。这种一家一姓世代相沿数百年,“世历三朝”的刻书专业户,在古今中外的印刷史上都是罕见的。二是刻本数量众多,内容广泛,经、史、子、集、丛靡所不备。清代福建学者陈寿祺说:“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说的就是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刻本众多,销售面广。可以说,数百年来,建版书籍“嘉惠四方”,众多品种畅销全国,流传海外。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建本珍藏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充实了中国古籍善本收藏。其中有一部分已被北京、上海、台湾等地以及国外一些出版社影印出版,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和研究。
举凡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医学史、民俗史、文献学史、图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均可从现存的建本古籍中找到各自所需的珍贵史料。古代建阳刻本在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典籍方面的贡献巨大,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偏见,民间出版家多被视为“书贾”之流,难登大雅之堂,方志载缺,正史更是不屑记之。这对今天的刻书史研究造成很大困难。笔者才疏学浅,之所以敢于提笔撰写本书,是因为我生活、工作在建本的故乡三十多年。20世纪70年代初,在以生产“麻沙本”而闻名的地方插队多年,由好奇而产生兴趣,以致“走火入魔”而不能自拔。为撰写此书,笔者走访民间,稽查谱牒;泛舟书海,研究版本;拾掇晨昏,钩沉索隐,制作资料卡片近万张,阅读有关著述与古籍近千种。并在期刊上先期发表了《建阳刘氏刻书考》《建阳熊氏刻书述略》《朱熹刻书事迹考》《闽北刘氏等十四位刻书家生平考略》等一系列论文。
如本书能促使人们对建阳刻书产生兴趣,并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则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