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学视域下的中外文学研究新探索_龙娟著_9787513068864

21世纪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变异学”理论。变异学理论不再基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是基于文明的异质性，建立了“求异”的比较范式。关注“差异”的根本使命就是打破西方传统中心主义一直追求的系统性、统一性和相似性，在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输出中抢占先机，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话语权。本书主要使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对中外文学中的部分经典主题及其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以求验证变异学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普适性。变异研究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突破性尝试，是继法国学派实证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之后的又一学科发展重要阶段。

导言变异学对中外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差异性”
对“差异性”（difference）的关注是当今世界主流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在后现代主义产生之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都是对事物终极性和同质性进行探索和研究。“现代主义虽然理论观点不同，但它们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对总体性、本质、起源、中心、真理、深度的追求，它们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中心，都在某一阶段成为一种权威理论。”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1968年，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不仅成为法国思想界的重要转折点，也成为西方学术界拉开后现代主义大幕的重要契机。“后现代主义则否定某一理论的权威性，否定二元对立的模式，对追求统一性的传统理论、传统文化进行消解。解构主义在这方面的特点十分突出。”在研究方向上，后现代主义也转变为对事物非终极性和差异性的追求，这也是对结构主义的正面反驳和颠覆。
作为解构主义的开创者，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不仅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对文本中心提出了质疑，还对传统哲学和文学的二元对立进行了解构。1967年，德里达出版了《论文字学》。在这本著作中，德里达对从古至今的西方所有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仔细分析和严厉批评，并建立了一种新的人文研究工具——解构。从此以后，“解构”这个概念被许多学科采用，并发展成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而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的基本文本。“解构主义”思想的创立使德里达一夜之间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急先锋，“解构主义”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失去其激进性和爆发力。
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当中，人们总是坚信有一种存在于语言以外的宇宙精神，生生不息地支配着自然与社会的进展。这就是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的古典形而上学传统影响了某种确定的语言概念，从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中心主义语言文字观——在语言与文字的二元对立中，语言被确立为中心和本质，它必然优于文字，并被文字所依赖。这一观点，被德里达指责为“形而上学语言中心主义”。索绪尔（Saussure）、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卢梭（Rousseau）等思想家都展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如何将话语作为表达真理的场所来尊崇，并将书写视为危险的骗局来拒斥。而作为解构主义的重要先驱，德里达则认为这个想法必须颠倒过来。
作为解构主义的先驱，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就从“形而上学语言中心主义”开始，因为语言和语音中心主义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变体。他颠覆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名词，如“Déconstruction”（解构）、“Différance”（异延）及“Trace”（痕迹）等。除了“解构”直接作为德里达新哲学思想的代名词之外，“异延”也是德里达自创的一个重要新名词。这个词来自法语动词“différer”，并且是“différer”拼错了的名词形式。之所以故意创作这样一个拼写错误的词，德里达是希望人们一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正确的术语“différence”（差异）。德里达解释说，在这个词中故意用错误的拼写“ance”代替正确的拼写“ence”，是为了表示法语动词“différer”所包含的“差异”和“延缓”双重意义的融合。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具体包括以下两点：第一，一个文本提供的具有意义的“效果”（effect），该意义是“差异”（différence）的产物；第二，由于所提供的这一意义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实际的“在场”（présence）（或一个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现实之中，德里达称之为“超验所指”），其意义的确定便在由语言的一种解释向另一种解释的运动或“游戏”（play）中被延缓了。德里达把这种延缓称为“一种无穷尽的回归”。德里达强调，这个新造词与正确词之间的“差异”恰恰强调了该词的特异性。换句话说，“it is difference that makes possible the meaning whose possibility (as a decidable meaning) it necessarily baffles.” ［正是差异才使得意义成为可能，它必然要阻碍这种（作为一种可确定意义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异延”和“差异”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差异”表现的是空间上的差别，而“异延”则要表现意义的表达在时间之流中被不断延搁的过程），但是“异延”代表了一切“差异”的根本特征。因此，“异延”也包含全部“差异”。异延存在于一切在场、实在与存在之中，在颠覆现有的结构中呈现自己的存在。在空间上“异延”表示差异，在时间上“异延”表示延搁，所以“异延”是不确定的。就像“撒播”一样，“异延”是随意和无目的性的。总之，没有中心的“异延”不仅解构了“结构”，而且表达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最典型的哲学思想。
深受德里达哲学思想影响的法国学者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1929—2016)曾担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他与其他三位同样就职于耶鲁大学的学者一起，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对欧美文学进行分析与批评。他们四个人所组成的解构主义批评小组被称为“耶鲁学派”。杰弗里·哈特曼撰写了大量富有探索精神的论文，全面发展了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他是法国式解构思想在美国最初的发扬者之一，其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与德里达一脉相承，特别是对解构主义的不确定性理论的继承。杰弗里·哈特曼也强调“语词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们自身规定的，而是依赖于其他的词，即在与别的符号的差异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这使得语言成为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不仅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某个语词的意义，而且需要与全部的语言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完成语词意义的确定，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无法确定。”其中，杰弗里·哈特曼所提到的“差异”和德里达所说的“多义性”（Polysemy），以及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所说的“歧义”（ambiguity）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这种研究更关注大众文化、青少年亚文化等，更多考虑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霍加特时代、霍尔时代和后霍尔时代。霍加特时代的文化研究受制于旧有的文学-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色彩;霍尔时代是不断理论化的时代，其间霍尔等人通过发行《文化研究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建立出版企业等措施，实现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完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形塑;后霍尔时代是文化研究群雄逐鹿的时代，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却不断扩散，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将哲学认识论中的“representation”（再现) 转变成文化研究与符号学相融合的“representation”（表征)。霍尔试图用新概念“表征”去代替旧概念“再现”，从而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转向。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尔出版过一本代表性著作：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在这本重要的学术论著中，霍尔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来说明“差异”的重要性。一开始，霍尔就指出了“差异”（difference）问题在当今文化前沿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Questions of ′difference′ have come to the fore in cultural studies in recent decades and been addressed in different ways by different disciplines.”（“差异”问题在近几十年来的文化研究中日益凸显，并在不同学科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探讨。）接下来，霍尔从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别对“差异”进行了解释。
首先，在语言学层面，霍尔认为：“The main argument advanced here is that ′difference′ matters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to meaning; without it，meaning could not exist.”（这里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差异”很重要，因为它对意义至关重要；没有它，意义就不可能存在。）因此，霍尔小结道：“So meaning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pposites”（所以意义取决于两个对立面的差异。）
其次，霍尔还指出：“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we need ′difference′ because we can only construct meaning through a dialogue with the ′Other′.”（这里的论点是我们需要“差异”，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来构建意义。）霍尔对产生“差异”的对立面“他者”也给出了十分重要的评价：“Meaning arises thr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n any dialogue.The ′Other′，in short，is essential to meaning.”（在任何对话中，意义都是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简而言之，“他者”是意义的本质。）可见，霍尔认为单纯的独立体是不可能产生实际意义的。意义的产生只能够依赖各种各样“参与者”之间的“差异”。
再次，霍尔延续了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和自己在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一书中的观点，从人类学的层面对“差异”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与阐释。他强调道：“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culture depends on giving things meaning by assigning them to different positions within a classificatory system.The marking of ′difference′ is thus the basis of that symbolic order which we call culture.”（这里的论点是，文化依赖于赋予事物意义，这是通过将事物分配到一个分类系统中的不同位置来实现的。因此，标记“差异”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符号秩序的基础。）霍尔一再强调差异是文化的根本，而离开了差异的文化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在人类学中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并且，霍尔还进一步指出了“差异”与符号边界、符号中心、社会边缘和文化秩序的相互制衡关系：“According to this argument，then，symbolic boundaries are central to all culture.Marking ′difference′ leads us，symbolically，to close ranks，shore up culture and to stigmatize and expel anything which is defined as impure，abnormal.However，paradoxically，it also makes ′difference′ powerful，strangely attractive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forbidden，taboo，threatening to cultural order.Thus，′what is socially peripheral is often symbolically centred′(Babcock，1978，p.32).”［那么，根据这个论点，符号边界是所有文化的中心。标记“差异”象征性地引导我们团结一致，支持文化，并对任何被定义为不纯洁的、无道德的东西进行污蔑和驱逐。然而，矛盾的是，它也使“差异”强大，意外地会吸引人，恰恰因为它是被禁止的、禁忌的，威胁到文化秩序。因此，“社会边缘的东西往往是符号的中心”（Babcock，1978，第32页)。］
之后，霍尔还对心理生活中的“差异”进行了关注，并从精神分析学的层面对“差异”进行了探索。他指出，个人主体性的出现和自我意识的形成，需要参照“他者”身上的“差异”。例如，男孩之所以会意识到自己是男孩，是由于他意识到与女孩的“差异”所在。人类的主体性依赖于人类与具有“差异性”的他者的各种无意识关系。
在最后的小结中，霍尔对“差异”概念进行了特别说明——以上这些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心理学层面的各种“差异”并无轻重之分。“差异”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中出现，也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关键因素。因为“差异”分别存在于很不相同的学科或层次中，所以这些学科中的“差异”并不会相互排斥，也并不会有好坏之分。“差异”在学术研究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First，from many different directions，and within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this question of ′difference′ and ′otherness′ has come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首先，从许多不同的方向，在许多不同的学科中，“差异”和“他者”的问题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霍尔还特别对“差异”的双面性进行了补充：“Secondly，′difference′ is ambivalent.It can b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It is both necessary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for social identities and a subjective sense of the self as a sexed subject — 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threatening，a site of danger，of negative feelings.”（其次，“差异”是矛盾的。它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它对于意义的产生、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对于社会身份和作为性主题的自我主观感觉都是必要的，同时，它也具有威胁性，是一个危险的所在，也是负面情绪的所在之处。）
综上所述，目前的西方学术思潮发展都有着一个相似的导向和趋势——从传统的对“真理”的刨根问底、对事物终极性的不懈追求、对相同事物的趋之若鹜，转向对事物之间非本质的、非终极性的和差异性的关注。后现代解构主义学者们纷纷开始研究起各个不同学科范畴中的“差异”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注意的当今西方学术思潮的重大转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西方哲学术语中出现的“他者”（otherness），其实在中文中也常被翻译为“差异性”。后现代学者们不仅用语言学中所存在的“差异”和“差异性”来对西方传统的中心主义语言学进行颠覆和消解，还在除语言学以外的各种学科中对不同层面、不同形态和不同外延的“差异”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差异”和“差异性”成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的一把利刃，也成为迄今为止计算机网络时代的创新工具。西方学者们从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对“差异”和“差异性”的关注与重视，也使得很多传统学科走出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困境。可见，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可以让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学科迎来一轮新的发展契机。因此，这个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转向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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