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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国际汉学界 
定 价：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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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张仲礼老先生曾“公开发表”和“内部印行”中有关国际汉学界的文章，前者如《历史研究》《社会科学》等上的文章，后者如《经济学术资料》内刊上的文章。为保持文本的原来样貌，编者仅对明显的存疑及错误之处作了改正，本书对于了解我国最早展开的国际学术交流情况有一定的帮助，值得出版。
时光飞逝，弹指百年。2020年4月10日，乃张仲礼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张仲礼先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老院长、著名经济学家，生于上海，祖籍无锡。祖父早年来沪经商，父亲为上海邮政局高级职员。193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医科，次年转入经济系学习，主修经济学，副科为社会学。大学期间，选修课程涵盖历史、商法、社会学、数学，乃至宗教课等。1946年7月，参加全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暨公费生留学考试，次年2月赴美，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学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53年，张仲礼先生以《19世纪的中国绅士——从他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论证其经济地位》博士论文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此后，先生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副教授等职，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太平天国史，同时在经济系讲授经济学原理、美国的工业结构、远东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史。先生治学严谨专注，攻读硕、博士学位和留校工作期间完成了《中国绅士》《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太平天国史》（三卷本，与导师梅谷合作）等重要学术著作。其中，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和《中国绅士的收入》，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经典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热切期盼留学海外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先生热爱祖国，不顾华盛顿大学竭力劝说挽留，毫不犹豫放弃美国稳定、高薪、体面的高校终身教职，于1958年底携妻子毅然归国，回到上海。适逢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建，先生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专司无锡荣氏家族企业史料研究，以及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档案整理，发表了《1834-1867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与背景》《1905-1937年中国人民抵货运动对棉纺织品市场的影响》等重要论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先生受到冲击，到过“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做过7年外文翻译工作。1978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先生回院工作。1980年1月，任经济研究所情报资料研究室主任，9月，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1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1987年6月，任院长，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四届，连续多年提出全国一号提案。1998年11月，先生卸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 先生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12年，充分发挥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迅速开拓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国际学术界和海外知名研究机构广泛多方位的学术合作交流，支持和帮助一大批学人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大学及研究机构深造和访学，邀请国际著名学者前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注重加强学术理论研究和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大大提升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内外影响力、知晓度。 先生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中始终不忘学术研究，他主持的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跨所合作项目，成就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和《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两大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是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也培养出一批中青年学者和学术领军人物。先生为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展和学术研究繁荣作出了开创性重大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个更加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时代，是一个更加需要社会科学学人贡献真知智慧的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上海社科研究的重镇，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张仲礼先生的为国情怀、人文精神和治学之道，为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懈奋斗。值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梳理张仲礼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译介的部分国际汉学界研究内刊稿，出版《我所了解的国际汉学界》，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与纪念。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张道根 2020年3月
张仲礼，男，1920年4月10日生，2015年9月19日逝世，享年95岁。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
贝尔热谈法国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现状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部门 陈学霖谈美国研究中国史情况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法国准备研究上海史 哈佛大学出版第一本中国企业史 澳大利亚研究中国简况 谢文孙谈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计划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所简况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概况 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简况 关于“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国际讨论会情况报告 欧洲“准工业化”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比较的论述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简况 近年来法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简况 布莱克谈英国准备研究怡和洋行历史等情况 欧美学者研究上海经济史简况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三十四届年会概况——美国通讯 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概况 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概况 太平洋沿岸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概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概况 美国胡佛研究所及其附属东亚研究所和东亚图书馆概况 国外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美国召开中国企业家精神讨论会 国外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概述 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将在意大利召开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序言编者 《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中译本序 美国留学与教研： 华盛顿大学十二载 附录 “张仲礼译介国际汉学界”文论目录初编 回国前夕的张仲礼——郭廷以日记摘录 张仲礼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后记（227）
国外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国外学术界洋务运动的高潮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但此后仍在逐步深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的研究较多。本文选择欧美、日本和苏联学者若干年来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概述如下。 一、洋务运动的含义和分期 在国外著作中，关于洋务运动，有的称“现代化运动”，有的称“西方化运动”，也有的径用洋务派的自称即“自强运动”。关于洋务运动包括哪些重要内容，虽无重大分歧，但有广狭之分。 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认为，清政府的新式“洋务”活动，包括外交、外贸和各种有关商人、传教士事务的处理，以及种种涉及西方事物的新项目，诸如创办经营语言学堂、新式军队、兵工厂、船坞、矿山、商船、海军等。 美国史学家卡梅伦等认为，当时的“西方化运动”是实用的，并不触及中国文化。它主要有三个内容，“即工业化、军事改革以及少量的教育改革，还没有企图了解西方思想的努力”。 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教授斯佩克特则认为，自强运动“只是一些政府领导人和集团的连续不断的努力，企图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在较小程度上企图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 日本史学家铃木智夫认为，洋务运动当然包括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并专门著文分析了洋务派的外交政策。他指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洋务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如同在经济政策方面一样，企图打开新局面，对于欧美列强为扩大对华贸易，要求在中国享有铁路铺设权、矿山开发权、企业经营权而施加的压力，显示了对抗姿态。 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在讨论洋务运动内容时认为：“‘自强’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中国创建现代（按照西方式样）的军事工业： 制造局、船坞、弹药厂等，向中国封建地主军队提供镇压太平军和其它反政府起义所必须的枪炮和战舰。” “自强外交”，也应是洋务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齐赫文斯基在分析1861年建立的总理衙门时指出：“总理衙门的官僚机构后来由五个股组成：英、法、俄、美和海防。它兼管了清朝同世界各国的事务。”他说，这些洋务派当时主张立即同英、法议和，“他们准备对中国孤立于外部世界的传统政策作某些改变”，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外国使节保持接触，并监督外国商务。 此外，教育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之一，如开办同文馆学习外国语，选送幼童出国学习等等。齐赫文斯基认为清廷是在“‘自强’政策范围内为其狭隘的目标培养现代技术人才，以满足军事工业和官僚机构对外往来的需要，同时小心地监视着这些人才”。 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兴办近代化的工业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涅波姆宁还认为，“自强”政策“还致力于货币制度的现代化”。正是在洋务运动期间，铜钱的猛烈贬值和各种重量、形状的铸钱并存所带来的换算困难，迫使政府推行欧洲化的货币制度。 关于洋务运动的分期，费正清等认为七十年代后期之前为早期阶段，并认为这一时期不失为一个有希望的阶段。“当时国内政治斗争还不如以后那样复杂，国际环境也还不那么恶劣，因此还有可能对一些项目作长期性规划，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坞都有培训人员的计划，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也不只是着眼于利润，而是企图通过与外商轮船和外国进口煤竞争而维护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权。” 美国西方学院陈锦江教授则认为分期可以用提出“富强”口号为标志。他指出，同治中兴的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倡导自强运动还没有提出“富强”的口号，只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使用这个口号，然而只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即中法战争之后，汤寿潜、陈炽、陈虬、马建忠等官绅才开始怀疑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能否使中国富强，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等都是后期出现的著作。 苏联史学界也普遍认为洋务运动的出现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例如齐赫文斯基认为，在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清廷内部出现了“有必要立刻仿效外国（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技术”的主张，是持有这些主张的人推动了“自强”运动的发展。这种“自强”政策的实施时间“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894—1895年（对日战争开始）期间”。早在1861年，奕䜣及其支持者在关于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里，就把国内人民起义作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提出了“自图振兴”的口号，这同以后习见的“自强”是完全“相同的思想”。 齐赫文斯基还认为，“自强”政策的实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一） 1860—1870年，这时清帝国统治集团的主要精力放在迅速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少数民族的起义上；（二） 1870—1885年，这是开始从事企业活动的淮军和湘军封建地主集团逐渐影响清政府的时期；（三） 1885—1894年，中法战争失败以后，李鸿章集团强大起来，至甲午战争惨败，自强政策“全面破产”。 涅波姆宁认为，洋务企业的发展“表现为两个连续发展阶段的更替。第一个阶段是1862—1881年，这是军事工业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随后的十三年（1882—1894年），这是官督商办的阶段，即由官府领导私人企业的阶段”。 二、洋务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关于洋务运动的起因和洋务思想的来源，邓嗣禹和费正清认为，洋务思想来源于冯桂芬，而冯桂芬的思想又源出于林则徐、魏源。美国圣巴巴腊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也认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震动了士大夫阶级，于是冯桂芬等率先提倡自强思想，建议中国采用西式舰炮，修建船坞、兵工厂。卡尔森（Carlson）也指出，李鸿章等官僚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强”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必须采用西方技艺，才能保护自己不致进一步遭受西方的侵略”。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前美国驻天津领事J. L. 劳林森（J. L. Rawlinson）认为，洋务派考虑海军的现代化是由于国内外的压力偶然地相连在一起而引起的。 《剑桥中国史》则说，1864年海关开始公布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数字，无可怀疑地表明了中国一直是入超国。官僚们指责贸易赤字造成财富外流，导致国弱民穷，薛福成等人于是提出了富强思想，“求富”成为自强的动力。 法国史学家谢诺、巴斯蒂和白吉尔也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开辟了新军事工业的前景，同时，与太平军斗争的深化促使领导人制订更大规模的军事工业计划。 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基础学部副教授崛川哲男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洋务运动不是林则徐与魏源等人主张的延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推进洋务运动的直接动机在于获得列强的支援，镇压太平天国，这是由于体验到了洋式武器的威力，同林则徐与魏源相比，洋务派阻拦列强侵略的意识是相当淡薄的。铃木智夫则认为，李鸿章从事新式企业的建设，一开始就是在那些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部门进行的，如航运、煤炭、铁路、电讯等，这是由李鸿章的见地决定的，中国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受辱必然要求新的军事力量。 苏联史学界则较注重国内因素的探讨。他们认为清帝国满汉统治集团的一些显要人物，都曾对起义的中国农民及少数民族实行军事讨伐和围剿，他们从两次鸦片战争和对付太平天国的经验中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西方的军事技术比自己陈旧的、中世纪的装备优越得多。因此，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出现了主张筹办“夷务”或“洋务”的人。 除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外，苏联某些史学家也注意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同“自强”政策的提出有关。例如杰柳辛（Л. П. Делюсин）指出，“因为与西方列强军事冲突的失败，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最上层，中国优于西方的传统观念虽然依旧存在并占上风，但是“那里也开始认为到加强国防力量的必要性”。“自强”思想的实质首先在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按照西方样式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是局势迫使人们开始研究和采用西方技术，以便“攘夷”。 苏联经济史学家涅波姆宁则认为外国殖民列强的经济侵略同样也是促成洋务运动产生的原因。他说，除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突以及农民战争有可能重新爆发的原因之外，英国和其它外国在华经济力量的增强使清廷恐惧，这同样也提出了“自强”和建立“自己”的企业的必要性。 关于洋务运动的目的，徐中约认为是为了御侮，特别是为了抵御日本。如李鸿章说过，如果中国不在造船和军火方面急起直追，日本即将仿效西方而欺侮中国。劳林森也认为琉球事件的发生，促使洋务派改革海军组织。谢诺等法国学者认为，洋务派办军用工业的意图与后来的实施情况有差异。就洋务派最初的意图而言，主要是御侮，这可以用洋务派发展海军的实例来说明。海军对于镇压当时的捻军和回民起义没有用处，而曾、左、李却力主发展海军。但是，由于后来起义频繁，军用工业生产的枪炮在镇压起义中倒起了很大作用。崛川哲男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把增强并重新强化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体制作为目标的运动。不能说它是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对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倒不如说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对于列强，则是屈从乃至勾结。洋务派的活动仅限于在列强所容许的范围内。因此，由洋务运动所带来的军事力量的强化，与其说是针对外敌，不如说是为了压制民众及少数民族。 日本学者芝原拓自也认为洋务运动是以加强封建统治为目的而开展起来的，决不是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依田熹家也指出，洋务派在军用工业方面的一系列活动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其实质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美国学者托马斯·肯尼迪根据对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也认为洋务派办江南制造局的目的是镇压太平天国。 苏联史学家别列兹内依、叶菲莫夫等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在于武装军队，镇压人民起义。齐赫文斯基则认为洋务运动的推行者试图通过国家和军事行政机构的少许改革和按照现代西方样式重新武装军队来巩固帝国对人民群众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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