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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 
定 价：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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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稳定器、最大的存量内需、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文化复兴、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这五个维度，向人们介绍中国乡村发展历程、城乡社会发展变化，展示未来乡村振兴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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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十分贴近当前我国乡村发展，可谓一本书在手，胜揽乡村发展之精华，联动工作方法之思考，敬畏生态文化之约束，警醒粮食政治之严峻。总之，这是一部我们青年城乡规划师写的书，饱含作者关注农村、热爱农民的感情，是一部可以了解农村、了解乡村振兴的好书。 ——李兵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
自序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汉书·文帝纪》 意大利人郎世宁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的代表人物，他绘就了大量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宫廷画作品，记录了中华帝国最后的一段辉煌史。其中有一幅名为《雍正皇帝祭先农坛图》的作品，描绘了雍正皇帝亲自扶犁耕作的场景。开春时节，雍正——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亲率文武百官前往先农坛祭祀先农诸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庄严的祭拜仪式之后，皇帝移驾到事先选好的“一亩三分地”上亲自犁田，为天下百姓做农耕示范。国家的祭农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新春二月初二，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御驾亲耕，以显示其对农耕的重视。明清两代更是重农祭农活动的巅峰期，祭祀制度周密详备，亲耕仪式隆重有序。民间也没闲着，将国家盛大的祭农活动演绎成了一首颇有画面感的打油诗： “二月初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犁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雍正曾言： “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重农业、贱工商的观点是主流，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根源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国，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皇帝亲耕便不难理解。农业是国本，大致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业养活了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解决了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的生存问题。第二，依靠农业所产生的赋税，整个官僚阶层、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第三，“无农不稳”，稳固的农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国家就不容易出现动乱。第四，悠久的农耕文明潜移默化地塑造出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是华夏民族伦理道德与信仰体系的主要载体。 中国的古代史是一部治乱更替、王朝更迭史，而农业与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核心密码的角色。当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往往选择平均地权、与民休憩，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无不如此。随着农业赋税的增加，国家实力稳步提升，小农经济内部开始出现贫富分化，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开始膨胀，官僚吏员与地主阶层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财富兼并小农土地。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指出： “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阶段转入维持和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排挤出大量的失地农民，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治国者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抑制豪强对土地的过度占有，然而这种改革的努力往往因为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对抗而最终搁浅，在王朝的最后阶段，失地农民在饥饿与死亡阴影的裹挟下不得已成为集体暴力的参与者，成为王朝更迭的直接推手。之后，新的一轮治乱循环拉开帷幕…… 农耕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性格的渊薮所在。老子曾描绘理想的农耕文明场景：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农耕文明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一套适应农业生产生活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系统集成，融合了以儒家思想为首的诸多传统文化的大文化系统。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中华农业文明孕育出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乡村管理制度，它潜移默化地塑造出中国人内敛、柔韧、平衡、包容、知足又不失进取精神的“中庸”式国民性格。 历经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是中国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最好践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农民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农业生态和物质能量的循环发展出一套朴素的价值观，随之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耕作方式。早在1909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H.金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考察农业，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耕作方式要比美国人更为优越。费孝通在阅读完富兰克林·H.金的著作《四年前农夫》总结说，“富兰克林·H.金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中国的农耕文明经验成为后来启迪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灵感源泉，这种天人合一、有机循环的生态观、价值观已经成为引导世界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方向。历史的指针快速转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其他现代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艰巨挑战。马克思指出，只要是工业化就绕不开原始积累，作为一个从半殖民地国家成功独立的传统农业国，中国不具备西方列强海外掠夺资金与资源的先天条件，就只能向内、向传统三农提取原始积累。 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徘徊的共和国领导人最终由于外部环境的剧变，而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战略，经济体制上全盘苏化。林毅夫曾总结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落后的农业国要素禀赋的矛盾，他认为这种矛盾决定了国家必须以非常规的手段来破解困局，即“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当然，这种特殊手段的结果，就是以中国积弱的三农为代价，挤占本来就不多的农业剩余，而将挤占的苦涩后果都留给了三农承受。毛泽东从国家大计出发，认为牺牲农民是为了整体与长远的利益考量，是小仁让位大仁的表现：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然而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国主义是大仁政。” 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战略实施，以及为之配套的各种制度安排，使得三农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三农在“钱、人、地”三个方面持续地为工业化及城市化输出宝贵的血液。直到2000年，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才真正引发全国关注。三农之所以是问题，正是因为它向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4年，胡锦涛首次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自此，中国总体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发展阶段。2006年，中国取消了延续千年之久的农业税，之后的十多年间，国家财政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1年国家涉农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元，农业项目也成为中央财政经费支出最大的板块之一。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由此成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共“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对于中国三农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当下中国这条巨龙，头部和前半身已经步入现代化，而后半身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重农固本，安民之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疑是对前半身已经迈入现代化的中国巨龙的一次整体式跃升。乡村振兴工作做不好，整个现代化的基石就不牢固，外部大危机来临，就有整体坍塌的可能性，这绝非危言耸听。 本书共分为四大篇。 第一篇“去脉来龙”，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的角度，对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进行剖析。中国三农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它亦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危机的稳定器，乡村也是实现未来中国内需型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依靠，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所在。同时，对当下三农政策流派之争作初步解读，未来中国三农的走向如何，是自由市场抑或小农经济？主流政策派将在两种趋向上做出微妙平衡。 第二篇“热词解析”，对乡村振兴这两年涌现的一些重点、热点关键词进行剖析，诸如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淘宝村、家庭农场、宅基地三权分置、脱贫攻坚、旅居、农业4.0等。 第三篇“窥浙先踪”，对乡村振兴的先行者与示范省浙江省的一些地方经验进行剖析，包括特色小镇乌镇、“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湖州安吉和以民宿经济闻名的莫干山。 第四篇“他山之石”，对国际三农进行横向比较与借鉴，试图分析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与一些失败国家的教训，引出一些核心关键词，如美国的“粮食政治”、日本的“综合农协”、荷兰的“科技农业”、德国的“乡镇经济”以及巴西的“土地制度”等。 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众多，本书尝试从五个方面予以解读： 第一，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自古便是中国历朝历代避免动乱的底线。习近平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这一论断符合历史经验，也适应当下国情现实。本书在第四篇中的《粮食政治： 华盛顿的战略武器》指出，粮食政治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武器，它赋予了美国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其对广大的缺粮国家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国际粮食市场日渐寡头化、金融化的当下，粮食问题不能仅仅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角度考虑，而且要从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长远角度出发。中国已经多年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现代化顺利、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谁忽视粮食安全问题，谁就要付出惨痛代价。 第二，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稳定器。传统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才是稳定的理想型社会结构，而本书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像是“金字塔形”，广大的农民构成了金字塔的坚固基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韧性也来源于此。本书在第一篇中的《蓄水池与稳定器》指出，中国广袤的农村是2亿多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经多次国内外危机依旧平稳的稳定器，这是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强大的、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三农不稳，现代化将危机重重，第四篇中的《农业现代化： 巴西的教训》指出，巴西的大地产制使得乡村成为巴西农民回不去的故乡，使得农村丧失了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稳定器的功能，继而在过度城市化的浪潮中催生出城市“肿瘤”——贫民窟，引发各类城市问题，成为巴西社会不稳定、现代化无以为继的根源所在。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往往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内生型或者输入型危机，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命运的根本问题。 第三，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延续多年的外需导向型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本书第一篇中的《乡村： 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指出，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只有建立起内需导向型的消费社会，而中国最大的短板就在三农。林毅夫判断，“目前我国最大存量需求在农村”，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还有至少5亿人居住在农村，无论是为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而投资的基础设施、环境改造提升等，还是在这5亿人口之上催生出的“最后一公里”消费，都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 第四，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文化复兴的需要。中国农村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冯骥才曾言，中国13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在古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多在村落中。中华文化的本在农业、根在农村，三农还是传统道德和信仰体系的承载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传统文化的复兴，才能帮助现代中国更好地认识自身，继而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的定位与自信。本书第二篇中的《乡土建筑的价值回顾》、第三篇中的《中国乌镇： 小镇的文艺复兴》等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予以解读。 第五，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现实需求。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是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最主要承载者。农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其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工业，占到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一半以上。农业的污染同样带来了严重的食品不安全问题，舌尖上的污染成为每一个国人心中的阴影。资源过度攫取、环境肆意破坏的传统发展方式注定难以持续，第二篇中的《绿色生态农业： 天人合一的和谐农业》、第三篇中的《安吉模式： 两山理论的样板》等对此主题予以关注。
陆超，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南京大学城乡规划学士，巴黎工程师学院硕士。近两年深入乡村振兴第一线，广泛参与浙江、山东、天津、安徽、云南、四川、内蒙古等省份30多个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美丽乡村等咨询策划规划设计工作，在成都、昆明、武汉等地举办多场特色小镇论坛讲座，为天津泰达、中国中冶等知名国企、上市公司及地方政府提供乡村振兴咨询服务。
推荐序
自序 第一篇去脉来龙 现代化之殇： 中国三农的贡献与牺牲 蓄水池与稳定器 乡村： 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 自由市场抑或小农经济： 中国三农流派之争 第二篇热词解析 特色小镇的房地产纠结 田园综合体的商业逻辑 淘宝村： 互联网+边缘革命 家庭农场： 向左或是向右 品牌农业： 国家级战略 绿色生态农业： 天人合一的和谐农业 农业4.0： 未来农业图景 旅居： 乡村旅游4.0 宅基地三权分置： 变与不变的平衡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 乡土建筑的价值回归 落脚城市： 乡与城之间的跳板 第三篇窥浙先踪 中国乌镇： 小镇的文艺复兴 安吉模式： 两山理论的样板 莫干山： 民宿的商业奇迹 第四篇他山之石 粮食政治： 华盛顿的战略武器 小即是美： 莱茵模式下的德国小城镇 农业现代化： 巴西的教训 科技农业： 小国荷兰的农业奇迹 农协： 日本三农的秘密
淘宝村：互联网＋边缘革命
淘宝村是中国一场重要的“边缘革命”，得益于互联网这个新的经济基础设施，众多边缘要素得以聚合，从而催生出淘宝村这个如火如荼的边缘现象。 ——阿里巴巴副总裁梁晓春 2017年12月，第五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落户山东菏泽，这个貌不惊人的山东城市，超越了浙江的温州和金华，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淘宝村的城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照例通过视频发表了主题演讲，“30年以前，我们有了小岗村，今天，我们有了淘宝村。中国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农村的进步，农村的变革是中国变革的核心。袁隆平先生把亩产做了1000斤，而互联网要把亩产做到1000美金。未来，因为互联网，农民会成为新农民。”参见马云在第五届山东菏泽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的视频主题演讲。 “淘宝村”这个新词可以追溯至2009年，这个由阿里研究院发明的词汇指的是“聚集在某个村落的网商，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形成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网络商业群聚现象”。阿里研究院将淘宝村的认定标准设定为三条： 第一，交易场所、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第二，在交易规模方面，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第三，在网商规模方面，本村注册网店数量达到50家，或者注册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根据阿里研究院的统计，2009年中国一共拥有3个淘宝村，它们分别是浙江义乌的青岩刘村、河北清河的东高村以及江苏睢宁的东风村。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暴增至3202个，而且依旧保持着年均50%以上的增长率。 淘宝村是互联网与农村经济融合的特殊产物，放眼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阿里巴巴副总裁梁晓春曾精辟地总结淘宝村现象，他认为淘宝村是中国一场重要的“边缘革命”： 与城市相比，农村无疑是边缘的，与主流的线下超市相比，电子商务一开始也无疑是边缘的，最早返乡从事电商的草根创业者基本都是城市的边缘人，淘宝村也基本分布在城市的边缘区位，而淘宝村的主要产品也多为低成本的边缘产品，但正是得益于互联网这个新的基础设施，这些边缘要素才得以聚合，从而催生出淘宝村这个如火如荼的边缘现象。 义乌青岩刘村 浙江义乌的青岩刘村就是这场边缘革命的起点。青岩刘村地处义乌市郊区，距离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仅7公里。因为临近货源地，青岩刘村天然享有货物品种和价格两方面的优势，义乌人自古重商、善经营，有着“鸡毛换糖以博微利”的传统，加上对市场拥有天然的洞悉力与敏感度，淘宝村现象首先在义乌出现并不让人意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了全球经济下行，义乌的外贸市场受到剧烈的冲击，青岩刘村旁的一个以日用家居为主的专业市场随之要彻底搬迁。这个专业市场的个体户老板们原本租用了青岩刘村大量的房屋，现在要集体搬家，村里由此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退租风波。为了将这些闲置的房屋填满，焦虑的村“两委”有着不同的想法。有人提议学习义乌的其他街道搞纺织品等专业街，也有人提议搞电子商务，这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淘宝第一村”创始人的刘文高。2008年的电子商务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然而距离义乌仅有140公里的杭州阿里巴巴正在快速地崛起，很少人会预料到6年后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时，它的市值会达到万亿级的水平。刘文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风潮，他发现虽然外贸下行，但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些从事淘宝网销生意的租客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生意反而变得越发兴隆。在上级街道的支持下，刘文高拉上义乌工商学院，成立了电子商务领导办公室，从此青岩刘村走上了电子商务的康庄之路。 2014年，李克强前往青岩刘村调研电子商务，将青岩刘村推向了前台。青岩刘村被总理称赞为中国“网店第一村”，截至2016年年底，青岩刘村网店数量超过了4000家，电商从业人员2.5万人，一个只有420亩地、2000户居民的小村子，电商交易总额突破了60亿元，地均产值更是达到了1430万元/亩。 北山模式 青岩刘村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跃成为中国“网店第一村”，是占据了“地利”。数据显示，中国当前超过75%的网货直接或间接来自义乌小商品市场。 放眼全国3202个淘宝村，其产品来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通常是本地拥有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淘宝村只要将原有产品的销售渠道从实体店拓展到互联网，依托互联网消费快速普及的红利，淘宝村就能迅速成型。浙江省拥有的淘宝村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占据全国比重高达36.6%，是排名第二的广东的两倍，这与浙江省块状经济的产业基础密不可分，源远流长的经商、创业传统与电子商务的快速融合催生出大量的浙江淘宝村，青岩刘村就是典型的案例。 第二种类型是依托本地的土产品，虽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但却能凭借产品的独特性而错位发展，诸如山东曹县大集镇的儿童演出服饰、河南洛阳孟津县的唐三彩与牡丹花以及湖北十堰市下营村的绿松石等。 第三种类型是无中生有型，典型案例是浙江丽水缙云县的北山村。北山村的产品既不是产业型产品，也算不上土特产，而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口的户外用品，但北山村将舶来的户外用品打造出了北山自有的品牌“北山狼”，从而逐步形成了“加盟网店代销+代工厂”“品牌+渠道经营”的“北山模式”，成为中国淘宝村的典型模式之一。 丽水缙云县的北山村是一个位置偏僻的典型农业村，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一般以烤烧饼为主，因此也有“烧饼村”之称。2006年，返乡农民吕振鸿和弟弟开上了淘宝店，主要贩卖从义乌进口的户外用品，兄弟俩的淘宝店越做越红火，带动了村里乡亲们也相继上网开店。和一般淘宝村不同的是，村里90%以上的网店都成为吕振鸿兄弟俩所拥有的“北山狼”品牌的分销商。对此，吕振鸿的解释是“北山狼”品牌认同度高，兄弟俩又帮忙垫货，使得村民们的淘宝店既不用担心货源与库存问题，又不愁周转资金，村民上网开店的风险降至最低。村民的抱团“北山狼”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与知名度，吕振鸿兄弟俩不仅带动了本村村民致富，也反过来从分销商那里赚取了利润，可谓一举多得。截至2016年，这个人口不足800人的偏僻小山村已经拥有网店超过300家，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淘宝上30%以上的户外睡袋来自北山村。“北山模式”走通了一条不依赖本地特色产业产品，以自创品牌为核心，以本村分销商为支撑，通过代工厂落地的“一村一品”的农村电子商务新路，成为中国淘宝村的重要模式之一。 脱贫就业 自2009年横空出世以来，淘宝村的数量经历了井喷式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颇具全国影响力的经济地理现象。对2018年全国3202个淘宝村的统计发现，96%以上的淘宝村高度密集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其次，广大的西部地区淘宝村寥寥，可见淘宝村的空间分布与中国“东中西”的经济地理梯度高度吻合，其本身就是中国区域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体现。参见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阿里新乡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淘宝村发展报告（2014—2018）》，2018年12月。 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尤其以浙江、广东、江苏及山东的淘宝村数量最为集中，共占到了全国总数的81.4%，根据2018年中国省级GDP排名表，这4个省份刚好排名前四，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第一梯队。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难以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抗衡，一方面，在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的淘宝村卖的并非农产品，而是工业产品，强大的制造业是催生出互联网化的淘宝村的现实基础，而中西部的淘宝村产品主要以当地的土特产和传统手工业为主，如云南大理新华村的传统手工银器、新疆乌鲁木齐仓房沟村的花蜜等；另一方面，中国知识技术与创新观念的传播规律一般是从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渗透，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当前中西部农民的创新创业意识还很薄弱，很难自发形成淘宝村成长所需的创新创业氛围。 不管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一旦淘宝村生根发芽，它所带来的发展效应一样不可小觑。2018年11月，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上海进博会开幕式上为中国淘宝村点赞，他指出中国贵州的贫困率已经由30%下降到8%左右，其中农村电子商务功不可没。贵州的猕猴桃等特产经由互联网得以走出大山，有效地帮助了当地农民摆脱贫困。参见《世行行长金镛进博会演讲，以亲身感想力推“阿里扶贫模式”》，华夏头条网2018年11月5日。一份世界银行与北京大学合作的调查报告显示，从事农村电商的家庭普遍比其他家庭富裕，大批创业者不仅通过电商增加了收入，而且还创造了附带的众多就业机会，让农村的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数据显示，淘宝村平均每新增1个活跃网店，就可创造约2.8个就业机会。淘宝村为中国广大农村的减贫脱贫探索出了一条新道路。根据阿里研究院的数据统计，约有20%的淘宝村分布在贫困县，其中43个位于国家级贫困县、600多个位于省级贫困县。受益于电子商务，山东菏泽43个贫困村在成为淘宝村后实现了整村脱贫，全市电商受益贫困群众超过2.5万人，并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中国淘宝村的成功实践给予了世界银行新的脱贫启发，目前世界银行正在与阿里巴巴合作，努力将中国发展淘宝村的经验介绍到更多国家，为全球贫困人口带去脱贫解决方案。 从淘宝村到美丽乡村 淘宝村给乡村带来了就业与致富，但最终还得引领乡村成为生态宜居之地，让农民不仅有尊严的收入，而且有体面的生活环境。十堰市勋西县下营村是湖北省第一个淘宝村，这个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鄂西北小山村，曾是一个典型的穷山恶水之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点信号都搜不着，买个手机到村里就彻底成了“砖头”。以前的下营村和其他山区农村并无两样，家家牛羊圈，污水横流，臭气熏天。2014年，下营村被阿里巴巴评为湖北首个淘宝村，全村淘宝网店占到全村总户的20%，1000多个村民中超过一半人从事主要产品绿松石的开采、加工和销售工作，2017年全村绿松石的销售额达到了7000万元。 产业的兴旺带动了村民的致富，家家建起了小洋楼、开起了小汽车，但下营村并未止步，村支书刘廷洲说：“下营村人富了，我们还要让村庄美起来。我们要保持村庄原貌，留住乡愁。”2014年，村里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从最脏最臭的猪圈开始，村口7户人家的一排猪圈被改造成了金牛广场，“淘宝村”三个大字落在广场旁的景观石上，成为游客拍照的景点，村里的臭水塘变成了荷花池，泥泞不堪的泥巴路变成了石板巷，枯竭的绿松石采矿区如今成了地质公园，成为游客必去的景点。“眼前荷花嫣红，亭台楼榭古朴典雅，远处满目苍翠，土墙黛瓦村景交融。” 2018年8月17日，超过2万人拥入了这个人口仅有1000人的小村子，来参加下营村举办的首届淘宝小镇荷塘音乐节。农家乐爆满，村里启动了流动宴席才能满足游客的餐饮需求，20多家农特产品展销合作社通过卖出绿松石及土特产品等实现了1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下营村这个淘宝小镇展现出无限的潜力，上级政府已将其定位为“秦巴山片区首个乡村旅游综合体”，下营村也正式进入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的美丽乡村发展新阶段。笔者认为，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创新方式。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水平的提升，以及农村物流的不断下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淘宝村还将以每年5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农村电子商务是未来许多拥有产业机会的乡村摆脱贫困、实现振兴的重要机会。 “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淘宝”，这个流行多年的乡村标语，是很多农民心中的致富信条。“互联网时代，城乡是平的”，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将城乡间的信息沟壑抹平，而“最后一公里”的物流全覆盖则将城与乡的空间隔离彻底打破。淘宝村这个蓬勃新兴的经济地理现象正悄然而有力地改变着中国城乡格局，给乡村振兴带去越来越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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