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佩瑢文集_齐佩瑢著_9787520115278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本书作者齐佩瑢先生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文字学、训诂学专家。本文集分训诂卷、文字卷、论文卷三部分。训诂卷是齐先生专著《中国训诂学概论》选编，是其代表著作，显示了齐先生在训诂学方面的功力；文字卷是齐先生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选编，讨论了甲骨文发掘以前中国文字学涉及到的各种学术问题，尽可能详细地给出了文献材料；论文卷则收藏齐先生的三篇论文。选编的专著及论文，内容丰富，文字深入浅出，读后受益良多。

序齐佩瑢先生（1911—1961）河北省井陉县人，是20世纪初燕赵大地有名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专家。齐先生一生的主要著作有《训诂学概论》和《中国文字学概要》，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语言研究的初创期，齐佩瑢先生可谓是学术成果颇丰的学者之一。齐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北大留校任教多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到河北师范学院（天津时期）任教，后又辗转到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期间，齐先生一直从事古代汉语(训诂、文字)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为重要的是，齐先生在河北师范大学的一段工作经历，为河北师范大学的语言研究和汉语教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增强了河北师范大学在语言研究领域的影响力。鉴于此，今特编纂齐佩瑢先生语言论学集以资纪念。该语言论学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训诂卷，第二部分是文字卷，第三部分是论文卷。简述如下：训诂卷:《训诂学概要》是齐佩瑢先生的代表著作，此书于1943年由北平国立华北编译馆出版，1984年由中华书局根据作者生前的一个批校本重新出版，更正了原书的不少讹误，增补了新材料。全书二十万字，分为四章，包括绪说、训诂的基本概念、训诂的施用方术、训诂的源渊流派。这四个方面都显示了齐先生在训诂学方面的功力。主要的观点有：一、将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现代语文学的概念和观念全面引入训诂学，志在使训诂学成为一门科学。在第二章“训诂学的基本概念”中讨论了语音和语义的关系、语义的单位、语义变迁的方式、词的类型、字与词的区别、字义的种类等问题。关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必须将其区别为语言发生时和语言发生后两个时期来讨论：在语言发生时，语音和语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语言演变过程中，从同一语根孳乳分化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意义也往往相近相同，形成一个语族。前人在谈论语音关系时常常纠缠不清，正是没有分清两个时期、混同两种现象为一体所致。作者辨析了“字”和“词”，并指出“句”分为文法上的句、诗歌中句和声气上的句三类，训诂学上要运用的是文法上的句。字、词、句这些概念都是训诂学史上被长期混淆以致影响了训诂学发展的重要概念，作者在书中予以特别澄清是非常必要的。作者进一步指出，研究语文必须以“词”为单位，而研究词义的变化、词类的变化又必须在句中考虑，作者同意当时语法学界对汉语词类的看法，即“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作者在这一章中所谈到的都是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语义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作者把这些作为训诂学的基本概念，并辟专章说明，足见作者所要讨论的训诂学与传统训诂学的区别。二、在现代语言学和现代语义学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对训诂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对“训诂学”的定义，作者就与一般学者的看法不同。作者认为，解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是“训诂”。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并对其分析归纳、阐明训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之系统化，并“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便是科学的训诂学。作者认为在训诂学界影响颇大的刘师培、黄侃等人的“训诂学与翻译之学同”“训诂学即用语言解释语言”的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见，并不能阐明训诂学的根本。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提出训诂学当以语言学为基础，以文法学为利器，而这两点正是传统训诂学所缺乏的。作者还指出，“四声”之名虽起于沈约，但四声当在此之前便已存在，用声调以示字义的不同是汉语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但当它被训诂学家利用作分别字义的方法后，便开始滥用而无节制，不再是实际语音的反映了。作者用现代语义学理论对历史上大量的“反训”示例做了详细考查，认为“反训”只是语义变迁的想象而非训诂法制。有些反训是因语义演变而恰好形成的，是语义演变中的一小部分，不能将其视为普遍原则，严格地说，“反训”是不存在的。作者虽对“反训”示例的归纳和概括有不妥之处，但他能运用正确的语义学理论对其做统一的爬梳整理，可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有作者独到看法的地方，书中很多。如对训诂学界很有影响的“一声之转”之说，作者认为并不科学，因为两词同义不全是音转关系，而就拟测的古音看，音韵关系复杂，也并不全是双声或叠韵的关系；对古书中“一字多义”现象，作者认为有很多是区分不同的历史平面的结果，即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一字多义”也是有主次之分，而不全是在一个平面的。三、对历代学者的研究介绍详细且有批判地吸收。如在“音训”一节，作者对清代学者对音义关系所做的探索逐一做了详尽的评介。作者还站在现代语言学的高度上对前人的成就重新做了评价。如他认为《方言》是和《尔雅》大不相同的训诂书，《尔雅》是“训诂的材料”，而《方言》则是“训诂的学术”。学界历来对《释名》毁誉参半，而作者认为无论是毁谤者还是赞誉者，都没能真正认识到《释名》的价值，《释名》的价值应从训诂的目的之一——求语根及其孳乳分化语的角度来进行认识，此“研讨语原及分化者的当今急务”。四、介绍历史的同时还关注当代人的研究。作者时刻关注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吸收。作者从理论到实践对章太炎先生的学说和著述做了系统的介绍。作者认为章氏是以音声相配的原理来推求语言文字的本始和流变的第一人。章氏根据戴孔二氏的理论精神而又加以扩充和音理的说明，开创了以音系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的风气。作者特别推崇章氏的《文始》一书，认为这是第一部从“语根”出发系统地研究语言孳乳分化的专书，而这是以解经为目的的古代训诂学所不能做到的。作者也指出了章氏在研究中囿于字形、声转理论过于宽泛，而对古音系统的认识尚不清晰等问题。另外，王国维、罗振玉、魏建功、钱玄同等近代著名语言学家的成就，作者亦在相关部分中有所介绍。总之，这本书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训诂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且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是一本很有用处的基础读物。文字卷:齐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概要》一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学史的详细介绍和评述，材料详实，内容丰富，讨论了在甲骨文发掘以前，中国文字学中所涉及的各种学术问题，并尽可能详细地给出了文献材料。书中还运用新的考古资料和现代语言学理论对前人的意见做了评述，很有真知灼见，可以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字学的发展历史。主要观点有：一、文字学是形义结合的语言科学。“中国文字学概要”第一章是作者基本理论观点的简要介绍。作者认为，文字学是“研究语言符号的产生、演变及构造，并说明字形和音义之间的关系和法则的科学”，“必定站在语言的立场，以音贯穿形义，然后才能得到文字奥妙”。作者对文字学的定义与一般看法并不一样，他把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演化都看作文字学的研究范围。关于古代中国文字学的研究，作者认为，传统“小学”中很多研究文字的书都是“文字书”而非“文字学”书，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文字学书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也就形成了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说文解字》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字学的基础”的理论，中国文字学以字形为研究核心的特点也就此形成了。作者认为传统的“小学”研究有三个缺点：研究范围狭窄，始终是经学的附庸；只注重材料的积累与分析而忽略了材料的组织与贯通；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鉴于此，作者提出了现代人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作者对最后一点尤为重视。所谓“博采”并不专指搜罗古书，还包括借助方言或其他语言材料以及对西方语言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作者还专门举了高本汉的古音研究为例，以说明他扩充材料的含义和作用。二、“六书”导源于殷商钟鼎文字。“中国文字学概要”第二章对历史上文字起源的种种看法进行了讨论。这些看法分三类：以“六书”中象形、指事之独体为初文者；以金文中之象形字为原始象形字，以《说文解字》中之象形字为后定者；以殷商钟鼎文字为“六书”的导源。作者同意最后一种看法。三、认为简体字在古代曾一直被使用，作者对宋元民间简化汉字的整理对汉字简化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中国文字学概要”第三章介绍了汉字从甲骨文逐步演变为今天的汉字的过程。为适合当时利于教育的普及、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作者对宋元以来的简体字做了专门的研究，得出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这八种方法都是在汉字使用过程中被长期不自觉地使用着的，而且符合汉字的结果规律和人们的使用习惯，作者将它们概括总结出来，对当时及以后的汉字简化和规范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简化汉字只要对宋元以来在民间广为通行的简体字加以整理即可，用不着文人去大量地造简体字。这对文字改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专门地研究宋元以来的简体字的相关论述在同类书中很少见，这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字观。四、认为“六书”反映了文字发展的历史。第四章是全书的重点，专门讨论了传统的“六书”理论。首先讨论了“六书”的本质。作者同意沈兼士的看法，认为“六书”反映了文字的发展史，“象形”“指事”是文字产生时期“表形字”阶段的产物；“会意”是文字的发展的第二阶段——“表意字”阶段的产物；“形声”“假借”“转注”则是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表音字”阶段的产物，其中形声字是半音半义的文字，有明显地从意符阶段过渡到音符阶段的痕迹。接着作者列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什么是“象形”“指事”“会意”，并辨析了三者的区别。关于形声字，作者同意清儒的看法，认为“形声字”以记载语言的声音为主，是“谐声字”而非“半形半声字”。因此，作者重点讨论了形声字中声旁与所谐形声字之间复杂的声韵关系，分析了造成这种复杂的声韵关系的原因，他指出因时地关系的不同而使语音发生变化，这是导致主谐字语音和被谐字语音不一致的最主要的原因。作者认为《说文解字》中的“省形”“省声”多不可靠，使许慎产生诸类错误的原因在于许为小篆形体所限，且古音知识和古文字材料掌握得有限，如“事、受、监、奚”这些省声字，从甲骨文的材料看都是意符文字而非音符文字；除上述原因外，“省形”字产生谬误还多为许慎为迁就分部而强作的解释。对假借字，作者首先区分了本无其字的假借和本有其字的假借，前者便是“六书”中的“假借”，作者反对假借只是用字之法的看法。作者把由本义辗转引申、引申义与本义相去较远的现象也看作假借，如表示“人头”义的“元”借作表示“君长、初始”义的“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假借例字是“令、长”，这两个字是引申还是假借，学术界一直有争议，齐先生所说的“引申本义的假借”与此相同，颇有商榷的余地。齐先生的著述不多，其学术观点集中体现在这两部书中，但从这两部书中已经可以看到齐先生的深厚学术功底和他对学术问题的深入思考。论文卷：齐佩瑢先生正式发表的论文有:《论别字》，《中学生》第63期，上海，1936年；《释名音训举例及其在语言学上之贡献》，《中报·真知周刊》，南京，1942年3月28日；《中国近三十年之声韵学》，《中国学报》C1卷第2期，第一卷第3期，1944年。具体发表日期不详，收录到文集和讲义的有:《语义和语音》，《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诗三百篇询问词之地域性》，《国文文法参考资料讲义本》，北京大学文学院；《诸家区分词类的依据》，《国文文法讲义》第9节，北京大学文学院。未发表的有《相反为训辩》《释打》。由于年代原因，以上所列论文未能一一寻获，本论学集只收录其中三篇，分别是《论别字》《语义和语音》《中国近三十年之声韵学》。齐佩瑢先生是学有所成的训诂、文字专家，他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写出了内容深入浅出的专著和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是中国传统训诂学、文字学初学者阅读学习的必读之书、必看之文。王浩 201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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