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研究：以白族传承人及其聚居区为中心_黄体杨著_9787520348010

　　传承人档案能够原真地记录传承人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与文化，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留存下来，为传承人建档的保护方式与延续传承人传承生命、培养新的传承人的保护方式同等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研究：以白族传承人及其聚居区为中心》基于对白族传承人及其聚居区的实地调查，从传承人建档保护的现实需求、现状与出路、协同机制的构建和业务方法的归纳等方面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问题。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形成了多元力量广泛参与传承人建档保护的格局，但也面临广度和深度不够、传承人个人存档整体状况堪忧的困境，提出了协同建档的解决路径，认为协同机制的建立可以为传承人建档保护解决行政机制问题，业务方法的规范则是协同建档保护得以实现的方法支撑。

　　2013年9月，体杨同学回到云南大学跟我攻读档案学博士学位。到大理实地调查之后，选择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较好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如今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可喜可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1986年，白族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李晴海先生出于对其老师杨汉先生的怀念，撰写了《杨汉与大本曲艺术》一书，系统回顾了杨汉先生的艺术生涯，整理和总结其艺术成就，作者在后记中感慨道，“不失时机地为民间曲艺优秀艺人建立艺术档案（包括立传、文字资料积累、录音录像等），探讨、总结民间曲艺自身的艺术规律，以及总结民间曲艺艺人的创作、表演等方面的经验，仍是今天继承传统、开拓曲艺新局面的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院长王勇超仍在呼吁“要成立专门抢救性发掘机构，积极抢救和挖掘民间传统文艺，组织相关人员收集记录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利用影像、录音、出版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民间艺人电子档案”。（光明网《王勇超代表：运用现代技术建立民间艺人电子档案》，2019年3月8日）。这种从建立传统档案到数字档案的持久呼吁，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业者、经历者的迫切期待，也是现代社会急剧变化不得已的应对。
　　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浪潮席卷而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拒绝现代文明的发展，但也不能、更不可以无视传统文化和小众文明的消亡。原原本本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保存和保护传统文明与文化遗产，传承国家和民族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档案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历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为重要标志，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文本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建档保护、为传承人建档等内容一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基层实践中，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档案、文化乃至教育等部门在建档保护工作中权责交叉的问题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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