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_王煜焜_9787567134515

战争，在很多男人的眼中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浪漫。然而，真实的战争带给经历者的却是伤痛。万历援朝之役让东亚三国人民经历的正是痛苦和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同时它也影响了三国的历史进程。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日韩相关史料，通过对万历援朝之役在战前、战时、战后的议和的考察，勾勒出这场战争的实质以及十六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日本新晋贵族天下人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之战，至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庆长三年）秀吉逝世而休兵停战，前后历时七年。丰臣氏甚至因为如斯鲁莽无道的决定而失去政权，影响深远。关于此次战争的名称颇多，中国普遍称之为抗倭援朝之役、万历朝鲜之役或万历援朝之役，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等在日本，关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发动的战争的提法很多。在战争爆发时称为朝鲜阵高丽阵等。之后，江户幕末至明治初期称为朝鲜征伐。然而，由于日本1910年吞并了朝鲜半岛，再使用征韩字眼就不太妥当，为此，称第一次侵略朝鲜为文禄之役、第二次为庆长之役。而韩国则将其称为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对同一事件之称呼迥异至此，颇能说明东亚三国对于战争的看法差异不小，毕竟对于中、朝而言是受害国家。近年来，中、日、韩学界尝试用超越一国史的角度来进行共同研究，提出壬辰战争的说法。三国学界皆向中立之研究方向前行。万历援朝之役不仅是朝鲜与日本间的战争，同时也是明朝为了援助藩国而出兵的救援行动。战争胶着之际，明朝投入十万以上的兵力。此外，郑洁西在《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一文中提道：万历朝鲜之役的明朝军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以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为主要组成成员，其数量自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不等，他们一般都具备较为良好的作战能力，通过各个不同的途径被收编到了明朝军队之中，并最终来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支援朝鲜的对日作战，为万历朝鲜之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较为遗憾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如中国的《明神宗实录》和《两朝平攘录》都未提及明军中有他国士兵，主要的史料是朝鲜的《宣祖实录》。，显然这是在朝鲜半岛开展的一场搅动16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的战争。本书在一般情况下将这场战争称为万历援朝之役，若以日本的视角阐述时，则基本称为壬辰战争，或日本侵略朝鲜战争。

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变革，每次变革皆深刻影响其历史之演进。第一次是日本由原始社会发展至古代国家，第二次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动荡的百年社会至德川幕府的建立，第三次则是江户幕末的转型至明治维新的出。其间，中世的安土桃山时代向近世的锁国德川幕府的转换是整个体制的收缩，且对日本国民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而源头即起自丰臣秀吉的侵略战争。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后，由于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并不亚于受伤害的中、朝，日本国内出现异样的变化。关原合战后，政权改弦易辙，德川家康成为日本的天下第一人。面临内外交困之境，改变才是唯一可行之途。中、日、朝三方的交涉和内部局势的变化促使德川家康重新审视日本的内外方针政策。在建立德川幕府后，德川家康逐步实现了日本社会的统一与平稳发展，对外则恢复同朝鲜的邦交，且积极探求同明朝为中心的各国开展贸易。值得深思的是，经历日本混乱至极的战国时代，且从底层人民攀爬至国家最高权位的丰臣秀吉缘何不顾国内的重重矛盾，发动侵朝战争呢？

在这些研究和一般性著述中，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原因是常常被论及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本书亦将其视为意欲解决的问题之一。撮其概要，中、日、韩三国学界认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有：　功名心、征服欲、恢复勘合贸易、转移国内矛盾、打造东亚国际秩序、征服明朝等。相对而言，中国学界比较认同征服明朝和转移国内矛盾的说法。二战前，日本绝大多数的研究，时代烙印严重，多出于所谓的皇国史观所谓的皇国史观是指明治政府以日本史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且使它担负了确立国体观念、涵养国民思想的任务。因此存在着强调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实而掩饰相反的史实的倾向。学者们称之为应用史学，认为纯粹史学与应用史学自当有别，从而说服自己的学术良心。一眼望去，皆是吹捧丰臣秀吉个人的英雄伟绩，意图为日本侵略周边国家作合法、合理的学术支持。战后，日本的学者从政治的束缚中逐渐松绑，研究呈现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史观亦出现在该领域的研究中，颇为有趣。例如，以铃木良一、佐佐木润之介为首的学者，从丰臣政权内部的构造和矛盾来探究侵略朝鲜的原因，其方法的创新令时人眼前一亮，借鉴良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的研究发生变化，部分学者尝试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问题，如从东亚地域史的角度来探讨壬辰战争爆发的原因。韩国学界的结论则更多的是对丰臣秀吉个人的贬低。由于丰臣秀吉本人的一些政策和行动在当时存在莫名之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今人能更客观地看待彼时之问题，故而仍然存在解读的余地。

第一章《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原因探析》，笔者拟通过对丰臣秀吉的战略、外交文书、战时议和的推进来考察其侵略的意图。首先，从战略层面看，丰臣秀吉的做法实在令人不解。研究丰臣秀吉的专家小和田哲男认为，丰臣秀吉是十分谨慎之人。丰臣秀吉一生中所为最不符合其性格之事就是侵略朝鲜。若按通行的解释，丰臣秀吉出兵的对象是明朝的话，即便此时明朝由于边患和国内经济问题出现衰退的迹象，但其整体的实力仍然毋庸置疑。若丰臣秀吉希望征服明朝或是重新建立东亚国际秩序的话，必须有更为完善的战略，但纵观史料后很难发现如斯记载。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的征明计划便已是路人皆知的国家秘密，但日本为何屡次希冀朝鲜、琉球将征明的消息上报明朝？若丰臣秀吉确以征服明朝作为其最终的战略目标，那么秘密地准备军事后勤，在明朝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兵岂非更妙？丰臣秀吉并非无谋之辈，如此行为更像故意为之。其次，在军事层面上，丰臣秀吉所推出的系列政策亦有令人生疑之处。若以明朝为目标，是否尚有其他途径可入明朝呢？缘何丰臣秀吉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又突然公布海盗取缔令呢？以上种种，疑窦丛生。当然，丰臣秀吉或许也有解决国内问题的考虑日本学界称刀狩令、喧哗停止令、海贼禁止令等抑制私斗等法令为丰臣平和令，认为其着眼点主要是巩固丰臣政权的统治。有学者解释说这种做法体现了日本执政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但为何偏偏选择在这个时期发布海盗取缔令值得深究。此外，通过研究丰臣秀吉的外交文书后可发现，丰臣秀吉对整个东亚的认识和构想都源于明朝的朝贡体系，这亦是有趣的课题。最后，万历援朝之役期间的议和谈判充满奥妙，使人感到疑惑的是日军为何始终在占优之际不断请求议和？从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或可了解他对朝贡体系的重视及缘何要发动战争。

第二章《万历援朝之役末期的议和与三国动向》，万历援朝之役末期的议和交涉是在明军和日本诸将间进行的。战后初期的议和也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朝鲜并未真正参与。从日本的立场看，撤兵是日军在战争末期议和中最主要的目的。明军将领与日本诸将间的交涉条件在彼时制约了此后的议和进程。此外，战后的交涉同三国各自找寻本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关联甚深。因此，在研究万历援朝之役战后的明朝、日本、朝鲜的立场与态度时，无法忽视对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议和交涉的研究，并且，这是朝鲜和日本通交的前提，更是恢复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若致力于战后三国动向的研究，我们将无法规避对议和交涉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尽管如此，历来的研究却颇有不足之感。

第三章《朝鲜与日本的议和交涉及东亚三国间的政治博弈》，驻兵朝鲜半岛的明军全军撤退之举给东亚的军事、外交局势带来巨大变化。同时，这也直接促使明朝调整了东亚的整体战略。若朝鲜和日本修好一事对防范日本侵略朝鲜稍有帮助的话，意味着明朝会默认两国的和好之举。由于驻留朝鲜的明军撤退，朝鲜与日本的和好交涉应当进入新的阶段。朝鲜于彼时的实力不足以强化军力达到防范日本的地步。丁应泰弹劾朝鲜事件虽然貌似告一段落，但明朝始终无法消除对朝鲜阴结日本的怀疑。朝鲜也认识到对马宗氏的短板，其能力不足以改变时况。基于此，朝鲜与对马宗氏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极为奥妙的小朝贡体系。换言之，对马宗氏抱有极大热忱致力于日朝通好的关键是受制于对马岛自身的经济环境。对马政权是朝、日两国交往的润滑剂，但他必须同时获得双方对其政权的认可才能游刃有余地斡旋于交涉中。日本政权的更替本身也提出新的政治课题，为了稳定幕府的统治和提高德川氏将军的权威性，日本需要朝鲜能派遣使者赴日交涉。三方在不断的交涉中相互找寻彼此的外交底线，进而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的关键。如此，通过对朝鲜和日本恢复邦交过程的研究，进而可探究东亚三国国际秩序运作的状况。

本书还收录两篇已发表和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即《博弈与牺牲：　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点》《暴君与侵略：　西方传教士赛斯佩蒂斯与壬辰战争》和《异域的华语传承：〈唐通事心得〉与日本的华侨社会》。三篇文章同万历援朝之役有些关联，故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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