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分的拾荒者_程德培_9787521204346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程德培第四个十年集，所收皆为万字以上长文，融细密阅读、精致阐释、优雅行文于一体，在词语的连绵间，见当代文学的波涛翻滚，见当代作家的心性格局，进而超乎单纯的文学批评，抵达写作之本义。

序：时间之绳

程德培

一

本集子副标题第四个十年集是黄德海所起，我以为很好。第四个十年集是个时间概念，虽不是个准确的数字，但大致不差。它至少提醒我，十年转眼即逝，何况第四个十年，就写作而言，离终结期不会太远了。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自己能调度和运用时间，而今轮到接受时间的训箴和告诫了。时间带来的教训，只有在时间中都能学会。来日方长和来日不多是一次人生的逆转。年岁一大，表面空闲自由的时间实则是一种虚幻，束缚之一就是无论清醒和睡梦中，总也摆脱不了那现实主义的记忆。这也是我有点怨恨记忆的缘故。记得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中这样写道：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能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这里若把人类遗产改作人生经历，便可视作我的真实写照。这本集子中，把上世纪80年代所写评莫言和残雪二文作为附录收于其中，便是个人的记忆在作祟。

二

这不是一本专著，十年一集，虽非全部，也算是纪念。我的写作很少，每年二至三篇。相对阅读，我不是很喜欢写作。当代批评的难处在于，你既要十分注重文本对象的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又要留意表达自身的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怀疑是一把利剑，但它能否所向披靡还真是个问题。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不止是语境和禁忌的问题，重要的还在于生活的易变和人性的复杂。理解总是夹带着误解，记忆总是一种遗忘的记忆，这种悖谬的组合如同经线和纬线织成的网络，我们总是深陷其中，难以置身事外。

赫拉克利特第一次用悖论形式表达观点：灵魂转化为水的快乐，尽管这种转化就是它们的死亡。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甚至最高的神也有一种不再为神的渴望，而当他梦想成真，世界才一如既往地存在，而他本人了却了作为神的重负。死亡本能不仅不等于而且也不对称于快乐本能，因为前者的存在将后者的权力化约为一段轶事。转化的快乐对小说家来说是叙事的享受，而批评要享受这份荣誉则谈何容易。

三十几年前，一本《伊甸园之门》的书在文学界火得很，搞评论的如果没有读过此书都自感惭愧总觉得有点落伍似的。现在时过境迁，此书已被人淡忘。即便如此，莫里斯·迪克斯坦那段著名的评论我还记得，所有的现代派作品都是实验性和修正性的，它们就像斯威特笔下从粪土中长出来的郁金香一样，在早期形式和准则的衰微上繁荣兴旺。现代派写作，热衷于弑父杀母和自相残杀。它启示录一般地着迷于文化的毁灭小说死亡、韵律的死亡、叙述的枯竭、十九世纪的毁灭然而又贪婪地吞食着那些被谋杀的前辈，就像卡夫卡令人啼笑皆非地吞食着现实主义的技术，同时又削弱着它们对因果关系和现实的控制；又像乔伊斯把《尤利西斯》转变成一部对各种传统风格进行滑稽模仿的文集一样。

此等思潮性的文学逆转，在1980年代成就了中国式的先锋文学运动，其中的快意和激情，在经历了多次曲折反复后皆成了过眼烟云，成了难以收拾的记忆和遗忘的碎片。2005年，当我重拾批评这个行当时，同时代的作家早已是著作等身，今非昔比，曾经的当下已成历史。现在研究一个作家不止要面对其几经变化的创作史，还要研究那无法摆脱的批评史。想当初年轻作家的作品一问世，都渴望批评，希望得到承认、肯定和阐释。现在作家的地位一经确立，批评的寄生性便得以凸显。正如莫言用他戏谑的口吻所告诫的：很多人研究我的时候，我都劝他们赶紧换题目。作家基本上都被过度解读了，很多人评论我的文章，我觉得写的不是我。作家写作一部作品时，不会想得那么清楚。如果一部作品想得完全清楚了，可能是一部坏作品。莫言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过度和过剩的东西总是让人难以消受，站在他人肩膀上的行当其命运着实难以意料。据说有一次，弗洛伊德的一个弟子在研讨班上与弗洛伊德在一个问题上争辩，弗洛伊德试图让他的弟子闭嘴。那个弟子却回答说：但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人肯定会比那个巨人看得远。弗洛伊德明白弟子话里有话，他拿着手中的雪茄烟一再比划，然后回答说：但是一个站在天文学家头上的虱子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三

彼得·奥斯本在他那本《时间的政治》序言中一开始，就提到了帕克讲他在日本买书的故事：为了原汁原味地进行研究，他顺利地买到了有关时间主题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不料，在回纽约的途中却发现，他没有时间去阅读它们。这个故事也隐喻了我的阅读人生：当我年轻气盛精力充沛的时候，许多心目中大师的批评著作还没有译本，这些年，像莱昂内尔·特里林、韦恩·C.布斯、弗兰克·克默德、戴维·洛奇、哈罗德·布鲁姆、特里·伊格尔顿等人甚至圣伯夫的批评著作均有译本问世，但我发现自己年龄已大，记忆力感受力大不如前，一句话，时间不够用了。

这两年，一个叫詹姆斯·伍德的评论文集颇受欢迎，其批评的睿智与锋芒着实让人佩服，但我并不喜欢其过于气盛。一个刚入行的批评家，总是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东西入手，时间一长，随着名声的增长涉足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一旦到了什么都能写的时候问题也就来了。比如说，《私货》中的埃德蒙·威尔逊一文，就有脱离语境，偏于极端有失公允之嫌。世界上不存在通吃的批评家。想想当年的圣伯夫，雄霸文坛多少年，最后还不是被普鲁斯特一书给休了；想想奥尔巴赫，学问如何了得，在资料稀缺的条件下，写下皇皇巨著《摹仿论》，至今难有人能敌，但也正是对现实主义原理的热心专注使得他不愿也无法接受20世纪的小说，尤其是伟大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乔伊斯的小说。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位伍德的书，十五年前，当我偶尔间读到《沉默之子》一书就立刻被吸引住了，它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之作。尽管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迈克尔·伍德为何许人，尽管顾钧称自己是第一次译书，并且据介绍伍德的代表作《电影中的美国》也无中译本。但是这本评价了十四位作家批评家的集子依然让人心生敬意。它也是鼓励我重操旧业的动因之一。经常翻阅此书能让我对自己的书写心生不满，从而在下一次书写中努力超越自我。迈克尔·伍德阐释马拉美言辞的警告一直是我评价同时代人的座右铭：自以为赶上时代的人是落伍的，或者自认为了解时代的人根本不知今夕为何夕。宣称跟自己是同时代，只会失去如此宣称之前可能有的任何可信度。

还是迈克尔·伍德说得好，真正跟我们同时代的不是那些作家，而是他们的作品。时钟上确切的时间是我们初遇这些书的时间，是它们进入并改变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的那一天，那一瞬。时间包括了我们阅读这些书的方式，包括了理由和心境，也包括了背景以及我们当时的习惯或兴趣。

四

本书所涉及的十五位作家，最能引起我产生本能记忆还数有关上海叙事的几位，我虽年龄比他们大那么一点点，也算得上在同一座城市成长的同时代人。上海很大也很小，大与小都与成因有关。新中国成立后趋于一律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很接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所出生的环境和居住的条件又有着差异。眼下这几位作家写的都是卢湾、静安两区，旧上海笼统地称之谓法租界，而我从小居住的则曾经是日租界的虹口区。租界文化所造成的不同是我们业已遗忘而渴望想象的。我从小生活的里弄叫三德坊，里面居住的除了我们熟悉的劳动阶层外，还有不少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色人等，如牙医、律师、买办、二房东、国民党时期报纸的主笔、日伪时期的翻译、旧社会的舞女、消防所的股东、洗衣店煤球店食品店的小业主，等等。长久以来，他们作为各自不同的人生是如何经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与革命、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一直都成为我想象这座城市的源与流。

现在到处流行聚会：相处六十几年的发小、认识半个世纪的同学和工友都是聚会的理由。我们没有了双休日，唯一的工作便是替子女带小孩，唯一的节庆便是旅游和聚餐。每次聚会总有些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喋喋不休过去生活的细枝末节，总有从外面旅游归来的人兴奋地传播新鲜之见闻。此等现象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场景，所有的这些欢聚都在使用记忆的形式实施着遗忘的权力。卡夫卡曾经令人费解而又形象地谈及记忆力，我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游泳，只不过我的记忆力比其他人都好，没有忘记当初不会游泳。然而，由于我没有忘记这个，所以学会游泳对我毫无裨益，我还是不能游泳。作为寓言大师的卡夫卡究竟想说什么：生活于想象之中的不需要学会生活，抑或是记忆中的游泳比学会游泳更重要？还是什么都没说。

五

有些心里明白的东西，却又始终张不开口；有些正在张口说的话，正是些纠缠不清的东西。阅读卢卡奇久矣，但我还是喜欢青年卢卡奇，年轻的卢卡奇认为：在历史的世界中暗藏着一个秩序，在线索杂乱无意的纠缠中暗藏着一种结构。但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地毯纹理或舞步：要解释它的意义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要放弃解释更不可能；由混乱的线索所组成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在期待一句会使它变得清楚、明确和直白的话语，这句话似乎始终就在嘴边却从未有人宣之于口。①此话出之卢卡奇悲剧的形而上学一文，是《心灵与形式》中对本雅明影响最大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卢卡奇是这样描述现代生存困境的：生活是光明和黑暗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物是完全充实的，没有一物能完全地终结；新的语无伦次的声音与从前听过的合唱混在一起。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彼此不分地搅和在一起，这个不洁的混合体不受控制；一切都被摧毁，一切都被碾碎，没有一物流入真实的生活。所谓活着就是某个生命体挨到死亡，但是生命意味着不曾充分地完整地达到生命的尽头。

如果说本集子有什么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变化。从以前的十年一变到现在十年几十变。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今天的时间已是一种速度功能，显然我们只有按它的速率或速度本身才能理解。变化渴望新事物，同时也追求时尚之物，它促进诞生也加速死亡。我们对一样新事物还未适应，更新的东西便接踵而至；变化总是鼓励新事物发着光，一闪一闪地照在生活经验平庸的小径上，这是一种不碍事又迷人的东西，是一种危险而又突然的东西，是偶然，是伟大的瞬间，是奇迹，是丰富和混乱，它不能持续，而许多人则容易告别它的高度和深度。变化的速度有时也产生逆转，比如怀旧，日复一日的轮回，改头换面的游戏，带着新面具的旧情，物化所催生的记忆，正如自我记忆与他者记忆不能相互区分一样，个人记忆也总难以摆脱历史的集体记忆。重复昨天的故事依然是我们的叙事，说不可说的冲动仍旧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想象。

六

瞬间与漫长、有限与无限，是时间的两把利刃插入我们的两肋，让我们顾此失彼、左右不是。时间的组合拳像绳索一样捆绑着我们，让我们难以解套，而生命的含义却又从中呼之欲出。无形和有形的事物，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事物，沉默与言语彼此争斗与争锋中，时间却失去了主客体的地位，成了中介性的衡量之器。

弗洛伊德生前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靠卖保险为生的无神论者，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就在此刻，一位牧师前来拜访，决心拯救这个可怜男子的灵魂。牧师在男子身旁待了两三个小时，与撒旦搏斗或与阻碍这个固执的商人的灵魂获得拯救的任何力量搏斗。当牧师离开病房时，这个男子所有的朋友都围上前去问，他得到了拯救吗？他的灵魂现在纯净了吗？没有，牧师不得不承认，他所有的恳求都没有奏效。但是，牧师高兴地宣布，他现在拥有了一份保险单，是从商人那里低价买来的。对这个故事，转述者解释道，这则故事令弗洛伊德感动的是商人乐观的反抗精神。在我看来，这则故事富有启迪且意味深长，其含意和寓言已非弗洛伊德所能左右，相反，转述者的自以为是，则很像当下某些批评的拙劣表演。

这则故事倒让我想起朗西埃在《沉默的言语》中关于小说命运的一些颇为枯燥的说辞。朗西埃认为：对谢林或施莱格尔来说，曾经作为无限的诗性准则，在黑格尔那里已然相反，它是历史终结的标志。史诗曾经是世界最初的诗歌状态。小说则反之，为了将诗性还给曾失去它的世界的努力。这样的努力是矛盾的。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世界遗失的诗性归还给它。小说于是只得再现其自身境况：诗歌的憧憬与资产阶级世界散文之间的偏差。与歌德和小施莱格尔的愿望相去甚远，小说最初尝试的实质内容是理想的喜剧，资产阶级年轻人的小说，与家族、社会、国家或商业暂时割裂而四处游荡之后，资产阶级年轻人却变成了像其他一样庸俗的人。①朗西埃探讨了文学的矛盾，实质上依然是逆转的关系，时间中的变故：从诗性的无限到小说的有限，从内容到形式的扯皮。

七

实验电影导演汉斯·里希特认为，电影的发明是为了用来复制，但矛盾的是，电影主要的美学问题正在于克服复制。本雅明把被诋毁为消遣的电影，转变为有助于认识的好东西。消遣并不直接造成被动，确切地说，消遣也是集体意识的解放性表现，是一种观众并不会在黑暗中被迷惑的符号。这里都涉及逆转的问题，不同的则是表现形态。时间的节点如何在瞬间爆发，抑或在漫长岁月中埋下时间的种子，都有点宿命和轮回的味道。宙斯选择了普罗米修斯，而普罗米修斯选择了人，这就以公式的形式表达了古今之争，以及宇宙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形而上的冲突。

人发明了语言，而后他表现自己说话和思考都受到了语法的控制；人创造了价值的标准，却发现在他违背那些标准时，就产生了罪恶感；人制定了种种规章制度，它们却渐渐地作为一种外部世界的强有力的控制甚至威胁性的东西与自己作对。如今好了，智能性的东西日益繁荣，四处诞生的都是无人饭店、无人商场、无人银行……一系列的创新都在取代人的地位，该不会人的书写的终结也将提到议事日程了？这真让人有点气馁。

当然也有积极向上的见解，在人类学圈内，有这样一个关于葛雷格里·贝特森的故事，他曾经说：我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以后还会讲，有一个人想知道思维是怎么回事，不是自然状态的思维，而是他私人电脑的思维。他问电脑（当然是他最先进的程序语言）：你能不能算出你会像人一样思考？于是，那台电脑开始运转起来，分析它自己的运算习性，最后，这台电脑像其他电脑一样把答案打印在一张纸上。这个人连忙跑上前去看，只有一行字，上面写着：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号称以后还会讲的人类学家今天还会不会讲这个小故事。

我不懂电脑，至今都不会用电脑写作。十几年了，多亏热心的严芳帮忙打字，手写的文章才得以成为印刷品。我们都共同完成了一次逆转，严芳的无私成就了我在电脑时代的写作，在此表示感谢。

二○一九年二月十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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