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于城中菜地的大地畅想
马步升
一个写作者同时拥有城乡双重经验，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幸运，或者以城市视角回望乡村，或者以乡村情感体贴城市，在这种错位的回望与瞪视中，两种人生经验互相校勘，两种情感方式互为表里，运用于写作，至少可以有限地克服立场的单一性。而在我们这个国度，当下的拥有城乡双重人生经验的写作者中，无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是，其生活史从乡村开始，而其写作史则是从城里开始，在其开展写作活动时，其情感基础是田园的，其生活方式却是城市的。也就是说，即便是书写到了乡村，其写作现场都是远离生活现场的，中间是隔着一道城门的，至于情感上是否也隔着什么，还真的不好妄下断语。于是，这样的写作者，其社会身份，往往会被贴上农裔的标签。
我相信，这种标签，其主要功用，在于言说某种写作现象时的便利，而便利往往近乎偷懒。比如，有时候会把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却涉及相似题材的写作者，因其人生道路带有极大的同质性，而不由分说给强拉硬拽到一起，予以大体相似的命定，如此等于把偶尔并肩走过一条马路的人当成同伙对待一样。写作者从来都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并且各有各的特殊，哪怕是同胞兄弟姐妹，哪怕是班级里的上下铺兄弟，哪怕吃着同一锅饭长大，互相间，表现在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上的差异，可能会形同路人。至于情感倾向语言风格等，互相间的差异，则算得上是前定的。写作者的个体差异，才是彼此间构成差异，并由此获得写作价值的首要因素。
人在城市，笔涉乡村，从来都是文坛的普遍风景，而就当下的这种书写者而言，大约可以划为三种类型，一是乡村的逃离者。我们的乡村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是苦难生活的代名词。这些逃离者，定居城市以后，当有条件成为一个写作者时，回望曾经走过的艰难之路，痛定思痛，字里行间都跳跃着苦难的妖魔。不是有意妖魔化，而是心灵深处的魔影再现；二是乡村的观光者。这类写作者，对乡村生活没有多少切身体验，偶尔离开烦闷逼仄的水泥森林，在乡村流连一圈，处处都是清风明月人情温暖，敷衍成文，一个虚浮缥缈的乡村就此落户于纸张之上；三是逃离乡村，但与城市性情不合者。经过选择性比对，再经选择性记忆，然后付诸选择性书写，过滤和遮蔽来自乡村的痛苦经验，挖掘和放大愉悦性经验，再将来自城市的不愉快感受拉来作为比衬，于是，一个再造的美好乡村又应运而生。
以上对乡村开展的书写倾向，都无法达到对当下乡村的精准呈现，甚至无法实现对过去乡村的真实还原，因此，即便以产生的文本为认知图景，对本真的乡村，也会陷入一个又一个认知误区。如果提升到审美层面去衡量，往往有矫情之嫌。种种倾向，在重庆诗人杨犁民那里或都有表现，让人颇感欣慰的是，这些倾向只是一时一地某个带有极大情境性的走神，恍兮惚兮之际，时空交错，将乡村误植于一种可能的情景之中，将可能性幻变为现实性，以或然性置换必然性。但总体而言，杨犁民对时代的认知是清醒的，对写作者的立场定位是稳当的。由是，到为什么是，再到应该是，可能是所有认知的基本步骤，对于写作者也不例外，尤其是对于追随现实品格写作理路的写作者。在自己创制的诸多诗歌文本中，杨犁民能够在总体上守护基于真实性的写作，大约的缘由，在于其从未鄙弃和远离的一片城中菜地。
城中菜地是杨犁民诸多诗篇中的一首，在他所营造的诗歌城堡中，并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却是进入他的诗歌城堡的重要关口。有关资讯表明，杨犁民与先前和当下许多着意书写乡村生活和乡村理想的诗人一样，也是生长于乡村、谋生于城市，然后回头书写乡村的。这种写作，在写作道德上无论多么真诚，其书写对象都与写作现场存在着距离，乃至偏差，只是距离的远近偏差的大小而已。这种书写者，往往被冠以乡土写作，或者被认定，或者自认。但我坚持把杨犁民排除在乡土写作以外，尽管在他的作品中，乡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之所以将他与乡土写作刻意进行区分，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所呈现的乡土是在现代城市的声光电照耀下的乡土，而他所描摹的城市，同样是以乡土文明为基点观测的结果。在当下书写者的视域和语境下，乡土的现场，色彩明亮之处，上演的是楚楚动人的传统文明、温良敦厚的情感、安闲散淡的生活方式，而其暗影里，出没的则是时代洪流漫过后的沉积物。而对于城市，展现在公众视野的是繁花似锦的人间天堂，其背影里，则藏污纳垢人心硗薄，人为的陷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明面上的酒池肉林勾肩搭背，转身以后却是互为仇雠。无疑，这些认知，以及书写，都带有某种现象作为事实的支撑。然而，一面之词的事实，恰恰是导入全面认知误区的阶梯。杨犁民是面对乡土时一个较早醒悟的写作者，也许，在他由个体经验编织的经纬图谱中，乡土与城市从来都是共生共存的，任何一个现场都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存在，相反，每一个现场都是一个集合体。也只能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便是一个被称之为大地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之上：
只有大地能够做到，把穷人，富人，好人，坏人，蹂躏她的
人，亵渎她的人，
全部放进怀抱。母狗一样
舔舐伤口，哺乳生命，
连神，也要匍匐在大地脚下。
在应然性的认知中，大地应是地球的泛称，既包含古老意义上的山川原野，也容纳着现代理念中的城市，乃至海洋。在这首题名为《大地》的诗中，作者不乏激愤之词，历数凭借大地存活的生灵对大地造成的种种伤害，同时，激情礼赞大地对生灵的宽容，进而向虚置的对象，发出痛切地质询：
我们从大地中来，大地是母亲，用子宫
把我们孕育，可是每天
脚踩着大地，却没有谁，把大地放在眼里
这是带有大地道德感的质询。其实，作者自己已经在诗中提前做出了回答：没有谁把大地放在眼里，是因为我们都是脚踩着大地。显然，这个大地是泛义的大地，涵盖着我们可以到达的所有境地，土地，海洋，乃至天空。然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不可能抵达大地上更多的地方，即便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完成对概念意义上的大地的观览和认知，那么，明智的做法，便是选择一个尽可能涵盖更多大地风物和情愫的场景，使之成为保持大地情怀的介体。
这便是他的城中菜地。这是一片如何生成，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存在的城中菜地呢：
周围的高档楼群的住宅小区建成后，这块边角地
便被谁，扔在了这里。市政部门也懒得光顾，
栽上修剪整齐的树木和花草。也许是一些老人捷足先登，
抢先把它变成了一片菜地。
而这块菜地的前史是这样的：
这个城市，
先是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禽逐畜运动，
随后又大规模征地，把城周视线范围内的农作物，
全部赶了出去，美其名曰打造现代城市。
这是当下的大地上再也熟悉不过的风景。而在诗人的情感共同体中，此时，大地已经悄然被分解为至少两个板块：乡村和城市。而且，乡村和城市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板块，非此即彼，互不兼容，互为异己的对抗者。在这里，诗人的情感倾向，明火执仗地站在乡村一方，乃至有了愤怒出诗人的意味：
我不知道，有些人，
为何对农业和庄稼，那么恨，
好像他不需要粮食和蔬菜，就可以活命似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算把城市中所有的绿地，
都种上庄稼和蔬菜，也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用另一种眼光来看，还不乏诗意，
至少，我们不用开很远的车，去到很远的乡下教孩子，
这是大豆，这是白菜，这是水稻，这是玉米……
可以看出，在城乡冲突面前，诗人的情感倾向是明确的，而诗人对理想境地的畅想也是令人悄然动容的。狭义地说，这是诗人在农裔个体情怀和市民身份之间的选择性纠结，广义地说，这是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在价值取舍上从来就有的纷争。两全其美，便再好不过了，可惜，这种情感方式如果把控失措，就会迷失在乡愿的惆怅与愤怒中。还好，这也正是杨犁民区别于更多乡土书写者的地方。在恍兮惚兮的短暂走神中，回过神来以后，他的认知回到了理性层面，而这种理性，并非对什么带有先验合法性的理念发表什么信誓旦旦的宣言，而是一种对坐忘言式的平和观照的姿态：
没事的时候，我总是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话要说，
也没有什么事要做，我只是来此坐坐而已。
它们也早已习惯了我来到这里，它们也没有什么话要说，
只是亲人一样，陪着我一直坐在那里，晒晒太阳，听听风，看看云，
偶尔有些蝴蝶和蜜蜂飞过，我们都不说话，仿佛保持着上古以来的默契
是的，这是一种默契，上古以来便有的默契。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便是一部默契史。由对抗，到妥协，而达于默契。默契是一种互相体谅，互相认可，互相和解，互相宽容，而这正是一种一步步走向现代并护佑现代精神的人文理念。诗人在经历过相当剧烈的情感争执以后，郑重表态：
我愿意，一直就这样坐下去，陪它们开花，结果，长出新芽，
随腐烂的落叶，返回大地。
杨犁民的诗是丰饶的，取材丰饶，意象丰饶，情感丰饶，诗意，诗艺同样是丰饶的。种种丰饶事实上与丰饶的过程不是一对一的等量关系，因为个体无论拥有怎样充分丰饶的认知，在无限丰饶的世界那里，都是充分欠缺的，杨犁民的丰饶恰恰不是体现在对事象和意象的罗列锻造上，而在于，他在纷繁世界面前所保持的是认知上的明智和表现上的克制，比如，在那一方小小的城中菜地里，他体认到的是一种从上古以来人与时代大潮之间，便达成并保持的默契关系。
这是一种个体在世界面前的姿态。也许，这是一种最大限度接近自恰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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