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作十二课_王召强编著_9787543966253

　　本书根据高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将作文课按照主题分成12课，每一课内容都选择名家的一篇或者几篇文章展开讨论，所选作者古今中外都有，如莫言、约翰密尔、杨东平、梭罗等。启发学生的思维，并通过若干思考题，让学生将自己的思想融合在写作中。

　　一个非典型语文教师的教育梦
　　复旦附中王召强
　　五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观看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开设的公开课《公正课》，深为叹服。桑德尔上课的地点设在哈佛大学最大的讲堂——桑德斯剧院，每周一节，每节都有一千多名学生来听课，连楼上的座位都挤满了人。桑德尔的《公正课》，涉及自由、民主、权利、义务、公正、平等、幸福等重大政治哲学论题，讨论的热点有堕胎、代孕、种族歧视、同性婚姻等等。课堂上既有唇枪舌剑的火药味，又不乏风趣与幽默，引人入胜，令人回味。于是我就萌发了把“公正课”引入中学课堂的想法。当时最大的困惑在于，桑德尔上的是大学通识政治哲学课，而我带的是高三语文课，如何才能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让我可以在语文课上名正言顺地上公正课呢？我把目光转向了令语文老师颇为头疼的作文课和口语交际课。何不仿效桑德尔，以社会热点为话题，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在讨论中生成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知识，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呢？这不正是一举多得的创举吗？
　　接下来就是抓住教育契机，精心选择议题的时候了。当时在我的班上刚好有两个文艺男青年，整天出双入对，引起班级女生的侧目而视，以至强烈不满。她们私下里向我反映：我们文科班的男生本来就少，在去掉一对帅哥，简直就太“浪费资源”了。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同性恋教育的绝佳机会。我先推荐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了李安导演的经典同性恋影片《断背山》，然后让学生就李银河《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提案》展开讨论。在讨论之前我先在班级中做了一个小调查，结果令我大为震惊。全班45位同学，只有5人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完全没有想到现在的学生思想会如此开放。虽然只有5位同学对议题持反对意见，但是这次讨论却空前激烈。辩难双方各不相让，就同性婚姻这一敏感议题展开激烈交锋。整整讨论了两节语文课以后，还意犹未尽，直接“霸占”了接下来的班会课继续讨论。
　　班会课结束以后，学生本来可以放学回家了，但是还赖着不走，要求继续讨论，又延长了半个小时方才罢休。这是我执教以来，学生第一次主动要求加时上课。初次尝试，就让我尝到了“公正课”的甜头。虽然辩难双方最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学生对班级里的两位文艺青年指指点点。通过这次讨论，至少让学生认识到：不应该歧视同性恋；同性不但可以恋爱，在有些国家，甚至可以结婚；民主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真正的民主应该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加以人权上的尊重和保护。
　　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一条校本课程开发的“不归路”。在参考桑德尔的《公正课》和内尔诺丁斯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的基础上，我迅速总结经验，深入了解学生学情，广泛阅读教育专著，密切关心时事，逐步摸索打磨出十二个“有中国特色”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比较成熟的议题分列如下：教育要公正、死刑存与废、同性恋婚姻、个人与国家、容忍与自由、为什么贫穷、平庸的邪恶、电影分级制、怀疑与信仰、计生罪与罚、为民主辩护、公民不服从。这些议题乍看属于“宏大叙事”，但是一经结合热点时事，只要选准角度，提出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核心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真实有趣，将学生带入桑德尔所说的“道德困境”，而面对这些道德困境，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而是“理性地省察”。“理性地省察”的过程，就是批判性思维养成的过程。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灌输什么绝对真理，而是“唤醒理性的不安”，看看理性能把我们引向何方。我把这门课程命名为“批判性写作课程”，把课程的总目标定位为塑造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独立人格。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写给王国维先生的碑铭，工作伊始，我就把这句话作为班训，专门请书法家题词，张贴在班级里。当时还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要是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会被当作“精神污染”给清除了。
　　后来我搬出温家宝总理2011年10月25日在南开中学看望师生时的讲话，他也引用了这句话，再也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了。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其实源于杜威的“反省性思维”，哈贝马斯则称之为“解放性学习”，美国批判教育学家亨利吉鲁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核心问题是“这个社会在我身上已经塑造出来的而我不再愿意按照这种状态生存下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并严峻地指出，“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样的教育问题，即教学生批判地思考，教学生学习如何肯定他们自己的经验，并且教他们理解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为了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奋斗。”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写作教学，即引导学生善于从身边发生的社会现象出发发现问题，运用逻辑思维分析问题，并结合社会实践解决问题。它更侧重于写作的过程化指导，而非写作的结果；它更侧重于写作者的思维技能训练，而非语法修辞训练；它更侧重于写作者的思维质量的提升和健全人格的养成，而非仅仅停留在写作能力的提高。美国教育家马莎努斯鲍姆在《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一书中针对要在学校培养现代公民的具体举措问题，即认为学校要“大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大力培养发出异议之声所需的技能和勇气。”因为她认为：“教育并不只是被动地吸收事实和文化传统，它还向思维挑战，使思维具备积极的、胜任的、彻底的批判力，去面对复杂的世界。”在开发批判性写作课程的过程中，我曾经三次选用“民主”为话题，让学生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否适宜开展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典范的政治改革”这一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进而想让学生从正反双方的讨论中归纳总结出论证过程中常见的谬误和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前两次讨论的结果都很不理想。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对于民主教育这个话题，我过于耽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我急于把“德先生”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强力灌输的过程，本身就不符合“德先生”的风范，犯了教育领域中急功近利的“极左”错误。虽然我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极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无禁区”等民主理念，但是学生在我的课上仅仅获得了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学生的确可以毫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了，但是我却不能够借助这个话题引导学生走向思维的深处。可以说我解放了学生的嘴巴，却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有鉴于此，笔者开始留心学生比较关心的热门话题。当时笔者执教的是高三年级，在我的班级中有两个学生户籍属于外地，虽然他们从小就在上海长大，通过借读上海中小学校，一路读到了高中，但是却因户籍限制无法参加高考。班级学生对这两位同学的遭遇都颇为同情，深感教育之不公，私下里经常讨论高考招生政策，而社会上也在热议异地高考、教育公平的话题。我顿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教育公平的话题隶属于政治学上分配正义的范畴，正符合我孜孜以求的“民主的基础”的教育目标。在备课的过程中，我发现旅美学者薛涌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要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的博文，主张大学招生应重视城乡比例，以示教育公平。我把这篇文章印发学生讨论，以教育公平为话题，以是否赞同薛涌的观点为问题，分头查找资料，搜集论据，归纳论点，再在课堂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难。可以说，这次关于教育公平的大讨论是空前成功的，至少是三次讨论以来最成功的一次。
　　于是，我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这样献给了北一女中。在两岸三地语文教学研讨会上的演讲结束之后，台湾的老师私下里问了我很多关于公民教育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王老师，您是出于怎样的个人机缘，开始关注公民教育的？”换句话说，我搞公民教育，有哪些个人因素。说来话长。先从我个人成长经历中遭受的一次“不公正”待遇说起。
　　1992年的夏天，懵懵懂懂的我，参加了一场毫无概念的考试——小学升初中选拔考，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考试结果出来了，毫无悬念，我又是全班第一名，全村只有一个班，也就是全村第一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期末考试，我就是第一名。分数自然达到了镇中心中学的录取分数，而且是全村唯一达线的一个。
　　整个暑假，我都沉浸在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中，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落榜了，而分数没有达线的三位同学却考进了镇中心中学，其中有一个同学的分数被我甩了70多分，我则被邻村的一所乡村中学录取的。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我流泪了。不多，但是很伤心。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我跑去问我的母亲，她也说不清楚。后来邻居提醒我母亲：“是不是因为你们家没有去送礼？”“送什么礼？送给谁？”我母亲怯生生地问。“送给在镇中心中学上班的王某某啊，他是教导主任，听说其他三个学生的家长都送礼了。”邻居出于好意提醒说。“也用不着送太多，两条烟，一箱酒就行了。”邻居补充说明道。两条烟、一箱酒，就这样抵消了我小学五年的勤奋努力。当天晚上继父下班以后，带我一起“拜访”了教导主任，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临行前母亲征询我的意见：“要不要带点礼品？”“不要。我的分数又不是没到。”我倔强地说。这注定是一场异常尴尬的会面。教导主任一家人显得异常冷漠。对我们这对如此不识相的父子无言以对。继父反复替我申诉：“可是他的分数明明达线了啊，而且还比人家高那么多。”我则在一旁默默流泪，以示抗议。教导主任支吾了半天，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在回家的路上，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名好老师。至于“好老师”的标准，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那就是公正。
　　很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选择了留在上海工作。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山东，替家乡做贡献。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回老家，没有关系，不送礼，连工作都找不到。还怎么做贡献。”套用一句托马斯曼的名言，那就是，哪里有公正，哪里就是我的家乡。他的原话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讲得比我狠多了。这么曲折复杂的故事，我当然没有讲给台湾的老师听。我只是告诉她，我出生在大陆最穷苦的乡村，在农村整整生活了18年，切身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我上大学之前，连肯德基、麦当劳都没有听说过，在我来上海之前，只在高中地理课本上看到过一张南**路的照片。对上海所有的想象，还停留在许文强的上海滩时代。临行之前，我的母亲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到长江里游泳！”到了上海以后，我真的要说一句：“我的娘呀，您真的想多了。华师大倒是有一条丽娃河的，只是从没见过有人在里面裸泳，何况您的儿子连一条泳裤都舍不得买。”
　　后来我在上海看到的一切，都不禁让我思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严重的社会撕裂。以教育为例，为什么上海的学生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考进了大学，而我的山东同胞们，连读完小学、初中的几率都很低。在我的小学同学中，五年级毕业的时候，还剩下22人，9人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在我的初中同学中，初三毕业的时候，原来两个班级的120人，一共还剩下22人，后来干脆合并成一个班级。考上重点高中的，只有我一个；通过复读最终考上高中的，也就3个人；最终考上大学的，当然就只剩下我这个孤家寡人了。在华师大偌大的校园里，我曾经苦苦寻觅着我的老乡，在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中，我只找到了三个人。种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急剧超越了我个人遭遇的“童年创伤”，我不禁要进一步反思：发生在我这一代人身上的悲剧，到底是怎样产生的？郭于华在《倾听底层》一书中指出：“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正是出于探究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动机，我才开始了我的批判性思考之旅。
　　从台湾访学归来之后，我越发认识到通过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推动公民教育的重要性，2015年2月开始，我想把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先在我们学校开设起来，慢慢地推广出去。开设选修课当然少不了编写校本教材，我利用工作之余和寒假期间把我之前的讲义认真修订了一番，变成了这本《唤醒理性的不安——公民写作十二课》，承蒙时代科技文献出版社不弃，愿意出版此书，敬谢不敏！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黄玉峰老师悉心的指导和语文教学界同仁的热忱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王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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