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丁?帆
作为在散文领域驰骋廿多年并有可喜收获的作家，一旦提笔来写小说，他的命运不外乎两种：要么被小说的浪潮所吞噬、淹没；要么就脱颖而出，成为小说潮头的弄潮儿。然而，若想成功，如没有对小说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的清醒认识；没有中外小说理论的宏观把握；没有在小说技术革命的今天遴选、整合各种形式技巧的气魄和才华，而想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几乎是不可能的。张国擎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小说探索，他的中篇小说集《古镇逸事》可谓融江南文化风俗与社会人情为一炉的动人画面，但作为一次旧现实主义的“重复”，它的小说意义却是难以显现的。或许是作者近年来潜心于小说理论与思潮的研究，或许是作者决心重新构架自身小说的“新大陆”，作为一种新的形式和形态的小说探索，张国擎的《惊鸿照影》却使人刮目相看，虽然它的整个小说试验过程中呈现出许多有待进一步“挖掘”的完善。然而，作为一部有“复调”意味的小说，《惊鸿照影》却已先给了人以“诗意”入境的感受。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复调小说与其说是技巧性，不如说更富于诗意。”
无疑，张国擎执着痴迷于米兰·昆德拉式的那种小说创作形态，尤其是对那种叙事形态、说话结构表现出莫大兴趣。《惊鸿照影》的创意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呈示一种“历史”和“人”的主题？难道仅仅是一种新的叙事语态的呈现？
在“主题”一词被中国小说家所抛弃的今天，却被米兰·昆德拉一类的“先锋”小说家们所重视。也许米兰·昆德拉所提倡的所谓“复调小说”（它和巴赫金的“人物主体性”的复调小说理论略有区别）中强调的同时并进的几条线索（可以是毫不相干的线索）要围绕一个或几个主题而展开的理论，会使人联想起某种过时的理论。但是，无论如何，小说不可能彻底摆脱“主题意义”的束缚的，倘若摆脱，小说就不称其为小说了。综观这些年的“新潮”和“后新潮”小说的种种试验，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小说的真理性。
《惊鸿照影》虽不为鸿篇巨构，但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复调小说”，恐怕并不在于这部作品采用的是那种旧现实主义的多线结构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现代主义”复调小说形式。也许，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看出一种浅层次的传统结构形态：一个是家族和个人历史构成的时空心理；一个是环境和现实所构成的生存画面。在这两条线索上展开的人物之间冲突完成的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意义”读解。如果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衡量这部作品，显然，我们亦可以看到一个由四个故事而组合成的“复合结构”：l.乐和与女人、娜娜之间的情感纠葛；2.那个久远而又迷离的家族故事；3.铁塔事件；4.乐和的罗曼史。这四个故事虽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小说故事，它们之间存在着人物的交叉，但它可以分割成四个单独的“乐章”，四个单元性的故事，由此而辐射于主题的内容，显然聚焦是很集中统一的，“复调”也就是在反复强调呼唤一种人性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识。
倘若我们换一种视角，用米兰·昆德拉的结构方式来考察一下《惊鸿照影》，或许我们可能看到另一种景致，它的“复调小说”的意义则完全在于一种新的文体形式的建构，而非内容附着在形式上的那种小说形态的“修改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强调了小说不仅是在情节的虚构上采用技巧使多头线索连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须在文体本身的多样性融合上：“现在，我们再把布洛赫的复调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法相比较。前者走得远得多。在《群魔》中，三条线特点尽管各有不同，都属于同一类（三个小说故事），而在布洛赫那里，五条线的各类从根本上就不一样：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道；诗；论文。把非小说性的类合并在小说的复调法中，这是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毋庸置疑，《惊鸿照影》亦同时具备这几种“非小说性”文体的意味。作为长篇的结构形态，那种大跨度的历时性的描写增强了小说的厚重感；而心理时空的人物描写又突现了短篇小说的那种描写质感；而铁塔事件作为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报道，它又充分表现出一种故事的超越性，使人进入“临境”的时空；而作为散文诗、诗以及“日记”的呈现，并非是作者在展览文采或是表现什么文学功底之类的装饰性描述，这一板块的“音乐”显示部则是米兰·昆德拉所力倡的所谓“对位法”，它展现的是通向主题的“诗化”了的境界，与现实和历史遥遥相对的灵魂世界的裸现；最会令人引起反感的很可能是作者那种大段大段的具有思辨色彩的“论文”呈示，作为现实主义的忌讳，正如恩格斯所说：作品观点愈隐蔽则对作品愈好。那么，这种“论文”式的饰物在传统的现实主义那里显然是“败笔”，它不仅破坏了作品结构的流畅之美，同时也破坏了作者再创造的艺术空间。然而，在米兰·昆德拉那里，这种“革命性的创举”就是作者试图用“隐含的作者”视角来创造的一种小说历史和现实进行“反讽”式思考的结果。
或许张国擎并未完全按照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法则来建构《惊鸿照影》，但是我们从这部小说的散在的文体结构中似乎看出了作者那种直觉的悟性。这种“复调小说”或许在中国尚未成熟，但是作为一种尝试，它无疑是有益于中国小说的发展的，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小说时代，它更显出其弥足珍贵。
我不知道作者有意识地将米兰·昆德拉的警句箴言作为一些章节的题记是否是自身小说的主题显观。然而作者如此推崇米兰·昆德拉，足见作者对其小说形态的兴致：“那些主题存在于小说故事之中并通过它不断地被开掘。什么地方小说放弃了它的主题并满足于讲故事，它就在什么地方变为平淡，反之，一个主题却可以在故事之外独自得到发展。这种着手一个主题的方法，我称之为离题。离题就是说，暂时甩开小说的故事。”从《惊鸿照影》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貌似游离主题的描写，这种“离题”，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可能成为一种分主题，是一个主题向另一个主题的过渡；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可能是人物心理空间的延伸和拓展，是向主题的深度和高度凸进的一种方式而已。作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尝试，这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读”，似乎整个小说有种支离破碎的印象，但在米兰·昆德拉来说并不削弱小说结构的“秩序”，反而更强化了主题——给小说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而连贯性恰恰又是通过主题的若干变奏而得以实现的。《惊鸿照影》虽在这方面的努力微显粗粝，但在整个十二章的叙述过程中，是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这种小说的“变奏”的，有的甚至显现很大的跳跃性，打破了线性的历时态故事结构框架，使故事复迭而相互“游离”。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散而神不散”的主题意境；而是现代小说的多主题内涵，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启迪人们的小说阅读智慧和解构的潜能。
正如同张国擎同时代并有着相同经历的许多作家存在的“共同毛病”一样，他也不可能有米兰·昆德拉那种高深的音乐造诣和会作曲的本领，这就使《惊鸿照影》不可能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远方》等那样在驾驭小说节奏时像指挥一个交响乐队那样轻松自如。米兰·昆德拉可以将每一章节用作曲形式标出它的节奏方式，如从中速→小快板→快板→极快→中速→柔板→急板……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一个艺术家的“大手笔”。也正是由此而使米兰·昆德拉这样一个会作曲的作家成为全球凤毛麟角的一流小说家。显然，在节奏的把握上，张国擎是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以填补自己对音乐感悟上的缺陷。这虽然没有能使这部作品产生米兰·昆德拉那样的强烈的音乐震撼。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感悟到张国擎有意放弃那种“模仿”而产生的另一种适合中国读者的新口味，或者想在米兰·昆德拉之后对于“后现代”增加一种新的形式，即从作品直射心灵的那种震撼？这方面倒是很明显的。这便可以使我们静心地去看一看《惊鸿照影》里面所包容的众多东西。由此而看到张国擎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种语言美感之悟，约翰·厄普代克对人类秉性的辛辣式的透识与康拉德对生存和人性的严肃探究。就连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认识也是那种拿来→咀嚼→消化→吸收→直至为我所有→完全以我的产品形式出现！从这一点上来看，张国擎的《惊鸿照影》便有它完全独特的认知价值！这一价值也必然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认同。我期待着。但是，我还是要说，《惊鸿照影》对米兰·昆德拉式小说的借鉴之重。因为我们在这部小说的许多话语的结构上是有明显相仿的，限于篇幅，就不再展开评述了。
作为一个从廿年现实主义创作框架里艰难挣脱出来的作家来说，既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惯性（况且旧现实主义中还有许多精华可汲取），又不可能不被现实的景观所诱惑（新时期以来林林总总的小说花样确也令人生羡），如此，他看中米兰·昆德拉式的小说形态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就在于作者怎样去消化它，使之变其为张氏之特点；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小说形态；使之推动中国的小说发展。这一点，张国擎确实迈出了可喜的且十分坚实的一步。
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张国擎，其阅历之丰富，可以其记者生涯窥其一斑，洋洋洒洒落在纸上，除了有多斯·帕索斯式的记者“新闻”直观的近距离炽感外，更有那种别人难以获取的风韵和滋味。窃以为，他从前的作品反响不甚大，除了外在的客观因素以外，从主体上来说，有两点是明显存在的：一是记者的职业习惯往往磨蚀和抵消了艺术的感觉和技巧的扩张；二是忽视了小说理论的研究，光凭直感同样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尤其是世界小说已进入了千变万化的“后现代”时期，漠视各种小说形态的存在只能是“夜郎自大”式的愚昧和冥顽。而近年来张国擎已逐渐摆脱了“记者”的困扰，走出了那种职业的叙述模态；深入探索小说的新形态似乎成为他近年来的不倦追求，八十年代在南京大学的纯理论熏陶，非但没有将他的艺术感觉销蚀掉，反而使他对小说的客观把握更有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化作一种创作的动机，便显示出它的极大优势。当然，我们不能说张国擎的小说已臻于完美，但至少它在同时期的同类小说中是不逊色的，尽管它还存在着许多稚拙之处。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张国擎注重研究小说内在艺术的同时就在思考构架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与我们完全融合一气的改革时代的鸿篇巨制，这部取名叫《成熟的季节》的巨制，近四十万字的第一部《摇摇摆摆的舞姿》出手便被看好。我只是从同行那获知张国擎是将那部书作为有生之年献给哺育他的这个民族的最好礼品的，他将用几十年的时间逐渐完成，从他第一部花了近十年时间来看，这并非虚言。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的作家是会那样做的！
张国擎似有大器晚成的势头，而这种势头的保持就在于作者锐意的“小说革命”。在这个跨世纪的动荡年代里，小说除了“革命”，还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像张国擎这样一直追求纯文学创作的小说家，只能做这等“革命”之事了。悲呼？乐乎？还待历史做出回答。
愿张国擎的小说能在文学史上划上一条长长亮亮的弧光，哪怕是稍纵即逝也罢。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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