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小说中的木牛流马
领了任务，写长篇历史小说。
——怎么写？
动笔伊始，方才懊悔自己的草率。
好的小说，以实写虚，首先需要还原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一准则，说起来千般简单，落实起来，万般的难。诉说一段心曲远远要比描摹一盏烛台要来得容易。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们经验着的这个世界，一旦要诉诸文字，在纸上将其准确地还原成所有人共同的经验，又要强调出个人独具一格的眼光，最是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在抵抗陈词滥调的同时，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实在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活儿。
——何况，现在要写的，是将近两千年前的三国。
从来没有过，写作于我，这般地成为了一个工程。
“历史”总是大的，而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却着眼在“小”上。小说以其“小”，来折射尘寰的“大”，就好比一颗三百六十度映现着世界的朝露。
在这“大”与“小”的落差与辩证中，就是文学的张力。
然而怎么“小”，又如何“大”？
《红楼梦》便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教科书。在那些不厌其烦的药方与菜单、鸡零与狗碎之间，伟大的曹雪芹犹如一颗剔透的朝露，为我们折射与映现了世界整全的图景，并且，以一个准确的、文学性的、谶语般的字，为这个镜像作出了庄重的定义——梦。
现在，我需要一些三国时期的药方与菜单、鸡零与狗碎。
遗憾的是，我所领受的这个写作任务，只能允许我气喘吁吁地一口气把话说完。篇幅是有限的，宗旨是既定的，这些，都在排斥着舒缓的、“小”的企图。
更为遗憾的是，在这个仓促的时代，我发现，自己也没有耐心，乃至没有能力去经营那些时空距今千年万里的“小”。
但是，我依然渴望将这部小说写得琐碎一些，写得“物化”一些，渴望在这些琐碎与“物化”之间，抚摸那掉头成空了的“历史”。
这太难了。
它非但在态度上考验一个写作者的诚实，而且还在体力上重锤一个写作者的筋骨。我得承认，这一次的写作实践，自己远远没有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但差强人意，我却在这二十万字内，重温了一个小说家最应当具备的品格——对写作之事那种巨大的敬畏。
在有限的时日里，我用自己有限的笔，描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创造出的那著名的“木牛流马”，描述了刨花新鲜如伤口一般的芬芳和将近两千年前的风云雨露。氐族姑娘身上的“衽露”、汉家女子发间的“步摇”、粗鄙的“馓饭”、古雅的“绿绮”……我知道，恰是这些事物，成为了我写作之时的趣味所在。是它们，让我写作这部“历史”小说时，不至于流入大而无当的乏味情绪里，让我在猜度古人的时候，不至于专断蛮横，也正是因了它们，我才觉得马超与姜维，这两个千年的英雄，在我的鼻息里，有了人的气味。
是的，人的气味。
更重要的是，我想将这两位千古英雄嗅出凡人的气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此言不虚，我还渴望在这两个英雄的身上，嗅出当代凡人的气味，让他们，成为那个他们可能成为的他们。如此，古今同慨，进入了他们，也许才是进入了那个时代的核心。
而承载着这些愿望的，只能是那些迷人的药方与菜单、鸡零与狗碎了。
伟大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具备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品质。他用一架木牛流马，让自己从好高骛远者的行列里脱离了出来。他知道，打仗要吃饭，吃饭要运粮。于是，他的伟大，便不再是纸上谈兵的伟大。
这就好比，一个合格的小说家，必定首先是一个务实者，是一个尊重器物与手段的人。他知道，绵密而又诚恳地在文字中建立起令人可信的物质感，才是自己所有奇思妙想最基本，也是最牢靠的前提。
——这个常识，在写作一部“历史”小说时，便会空前地凸显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谢自己这一回领受的这个任务（说实话，我是多么不爱领受任务）。它有力地平衡了我的自大，让我体会到了写作之事那种不可或缺的无力感。
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被塞进了木牛流马里跋涉的过程。被这么运送了一回，我的笔也许会少一些狭邪与轻浮，多一些宽厚与谨慎。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三国时期甘肃的历史，还有一块堪可浓墨重彩加以讲述的地域——河西。这块地方更局部，因而更精微，更朴素，更具备以现代小说的方式来言说的空间。但依然是遗憾，由于篇幅，由于体例，更由于我的贫乏与懒惰，只好留待他日了。
这，就是规划乃至书写一部“历史”小说时，我们那种根深蒂固的、粗暴的、“尚大”的劣习，所需要承受的恶果。
这部小说定稿的前夕，老母病重，如果能为她老人家祈来福寿，我愿意扔掉自己的笔。
最后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管卫中先生。他多年来的鞭策与错爱，亦是我没有扔掉手中之笔的动力之一。
这，都是运送着我的木牛流马。
2012.1.6
香榭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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