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滚钩_陈应松著_9787555904922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收录当代著名作家陈应松中篇小说代表作。
　　《滚钩》以湖北荆州大学生溺水、打捞公司漫天要价的新闻事件为原型。这个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通过作家极具艺术性的提炼加工处理后，我们所读出的不仅有作家对于人性良知颇具力度的真切拷问，还有他对于现实社会力透纸背的批判与反思。
　　《无鼠之家》是一个有关毒药的隐喻的故事。小说在乱伦与弑父的故事中探究悲剧的根源，既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曾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十佳。
　　《松鸦为什么鸣叫》在真实地书写苦难的同时，更写出了一种巨大的温暖和感动。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在底层的发现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
　　孟繁华
　　陈应松是书写底层的代表性作家。他常年行走在神农架一带，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他也是一位深怀理想主义、坚持现实主义方法的作家。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苛求，是对作家写作才能的一种考验。“我的现实主义就是‘打破头了往前冲’的强势介入生活和艺术的一种姿态。生活本身是无比惨烈和残酷的，是痛苦的，是坚硬的，也是充满了理想的。那么，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应是残酷的、痛苦的、坚硬的、理想主义的。”但他不是信奉民粹主义的作家。
　　他写《滚钩》，是因为他“在长江上跑过船，知道在风浪中讨生活的艰辛，也熟悉渔民，更熟悉滚钩。他写过船工生活，所以写起长江来，自认能写出几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他又说，“滚钩”是一种残忍的渔具。滚钩密集，沉入水底，水下有东西，总能挂住。后来水中溺死了人，也用滚钩捞。《滚钩》写的正是捞尸，而且是许多人熟悉的“挟尸要价”的故事。故事的核心事件原本是一则打捞大学生的新闻。“让新闻入小说，于我大约是第一次。原因在于，此事件发生时，本人正在那个地方挂职。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也在微博上指责过某些为挟尸要价辩护的人。而辩护者竟然是死了几个大学生的某学校。这太令人气愤且不可理喻。”这是《滚钩》创作的缘起。但在陈应松看来，小说不是发泄，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写的是世道人心。斯言甚是。
　　故事的主人公成骑麻当过村长，但已离职多年。现在主要依靠打捞泡佬维持生计。故事从成骑麻面临的困境讲起：成骑麻原本安稳的生活被儿子成涛丢下老婆孩子、“与义忠村小学校长的肥老婆私奔”搞得一塌糊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校长的这位肥老婆，竟然还比成涛大了整整二十岁。校长一怒之下停了成骑麻的孙子小虎的学。但是，置身于困境之中的成骑麻人性未泯，主要表现在打捞跳江身亡的村民小安的态度上，他与壳子打捞有限公司的老总史壳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壳子坚持收钱；成骑麻在无奈的情况下收了一千元钱，但事后偷偷地让老伴把五百元钱送回给了几近家破人亡的小安家。在打捞大学生泡佬的过程中，成骑麻矛盾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然人命关天，但史壳子因钱不到位坚持不让成骑麻发船；成骑麻虽然想发船打捞，但身家性命都系在史壳子身上，他只好屈从于史壳子。一个在长江混生活的渔民，还能怎么样呢？
　　当然，作为一部社会批判小说，陈应松的初衷显然不只是塑造一个性格矛盾的底层渔民，他更在意的当然还是社会批判。一是校方将一个大学生溺水事件，明目张胆地篡改为英雄事迹，责任人变成了英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不作为。水牛市的观音湾表面平静但暗流汹涌了经常出事，但“找政府，政府不管这事。没有公益捞尸队，连在江湾竖个警示牌子也小气死了的”。这种不作为，直接导致了史壳子们非法聚敛钱财的明目张胆。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就是小问题处处有人管；不负责任的社会就是大事时时有人管，具体事务找谁谁不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陈应松在节制的讲述中，完成了他社会批判的诉求。
　　陈应松多年坚持书写底层的路线，使他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家。这一文学现象曾引起过广泛讨论。批评者认为这一现象有“同质化”趋向，其文学性也值得讨论。大概2004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底层写作”的这一问题应该说是存在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领域展开小说创作的作家，他们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在这里寻找文学资源的努力是绝对应该得到支持的。因此，我一直关注并支持这一创作倾向和潮流。陈应松不仅多年来一直没有分散他关注底层的目光，而且日渐深入和尖锐。
　　《无鼠之家》写的不仅仍然是他熟悉的乡村生活，而且他将笔触深入一个家庭的最隐秘处。阎国立是一个以卖“三步倒”鼠药为生的农民，他家因有特效鼠药，所以是一个“无鼠之家”。在燕家湾卖鼠药时他遇见了燕家大女儿燕桂兰，并亲自为自己的儿子提亲。穷苦人家的燕桂兰不日就去野猫湖阎国立家，谎称再买些鼠药，实则实地考察阎国立的家境及未来丈夫阎孝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燕桂兰对阎家及未来丈夫都满意，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不久燕桂兰就被阎孝文用大红轿子抬进了阎家。农家日子倒也寻常，但时日久了阎家发现燕桂兰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惊动了阎家老少。事情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一个夏天：燕桂兰的母亲得了脑溢血，但阎家没有人愿意夜里陪燕桂兰去燕家湾，阎国立只好亲自骑单车送燕桂兰，由此知道阎孝文没有生育能力，他得了一种叫作“脓精症”的病。阎孝文的病与他长期接触农药有关。但事已至此，阎国立决不能让自己断了后。他思来想去决定“代儿出征”，燕桂兰在家照顾母亲的几个月里，阎国立经常在燕家湾过夜，燕桂兰终于怀上了阎家的血肉，阎圣武出生了。这是一个不伦之恋的结果，更糟糕的是阎圣武出生后，阎国立仍长久地霸占燕桂兰，致使燕桂兰多次堕胎，乃至得了宫颈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绝望的燕桂兰终于道出了阎圣武是阎国立的儿子而不是阎孝文的儿子的惊天秘密。最后燕桂兰悲惨地死去，阎孝文用砖头砸死了阎国立然后逃之夭夭，阎孝文的大妹妹报了案，砖头上有阎孝文的指纹，结果已经不言自明。这显然也是一出悲剧，旧文化与新科技是这出悲剧的合谋制造者：没有传宗接代的旧观念，就不会有阎国立和燕桂兰的不伦之恋；没有化学农药的长期毒害，阎孝文就不会得“脓精症”而失去生育能力，为父亲阎国立提供机会。小说写得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物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在商业霸权主义掌控一切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不可能在文学中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欲望化，文学却没有能力提供真正的都市文化经验。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它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的仅仅是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也为它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过去。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表达他们对文学独特理解的基础上，也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社会问题小说”和文学的人民性传统。
　　《松鸦为什么鸣叫》的主人公伯纬是神农架山区的一个普通农民。他曾被村里派到红旗岩去开山筑路，和伯纬一起去的同村人王皋在工地上被炸死，伯纬一诺千金，把亡友的尸体背回家乡。一路上，伯纬含辛茹苦、风餐露宿，还要与追逐死亡气息的松鸦周旋。为了抵御恐惧、孤独和无助，他只能和死去的王皋不断地说话，给自己鼓劲壮胆。伯纬返回工地不久，也在筑路中受伤成了残疾人，只能回乡牧羊。他的能力实在太有限了。但是，每当山腰公路发生车祸，山林间传来松鸦鸣叫的声音时，伯纬总要尽其所能地抢救幸存者或帮助安置遇难者。小说写了底层生活的苦难，这种苦难甚至给人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感。但是，陈应松在真实地书写苦难的同时，更写出了一种巨大的温暖和感动。这就是小人物伯纬的善与爱，伯纬身上不灭的人性之光。伯纬的生存环境是严酷的，他没有能力改变身处的环境，但是，他也绝不向命运和环境屈服。他用残缺的身躯自食其力，用微薄的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小说实现了陈应松“我要写出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的期许。这是最寒冷的冰雪和松鸦的叫声给作家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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