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邮票是中国海关试办邮政发行的Di yi套邮票，是中国现代邮政逐步走向正轨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受到史学界和集邮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德纳罗密档》是新发现的与大龙邮票相关的一份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 1877年，也就是在大龙邮票发行前一年，中国海关总税务赫德的重要助手、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充当中间联络人，为中国海关在英国寻找邮票设计和印制的供应商，由此展开了与伦敦著名的货币和纸张制造商德纳罗（De La Rue）公司的工作交往，双方就邮票的设计、水印的图样、油墨的选择、印刷的方式及订货单内容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探讨。 《德纳罗密档》是德纳罗公司1877年的中国档案，这本资料属的新发现，140年来从未公开，其中许多内容可以和《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中华书局出版）中的章节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德纳罗密档》的原档现保存于英国皇家邮政博物馆，共计43大页，包含了84个副页和11个图片资料，涉及1877年5月1日至12月24日间的信函往来资料。原稿是手写英文字体,因年久受潮，少量页面字迹出现叠印、模糊现象。在本书稿中，呈现原始图片的同时，还呈现相应的英文印刷体和中文，以方便相关人员阅读和研究。 《德纳罗密档》的重要价值在于，大龙邮票发行之前其他设计图稿的源流得到验证，赫德及中国海关就如何试办邮政的设想和思想倾向可窥一斑，扑朔迷离的中国海关试办邮政的脉络得以进一步梳理清晰。 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出版《德纳罗密档》档案资料更具纪念意义和价值。
序一
依据英国邮政的模式在中国发展一套现代邮政体系，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众多愿景之一，加之中国也需要在海关的主理下发行自己的邮票。因而，赫德与是时英国最著名的邮票印刷商托马斯·德纳罗公司进行接洽便顺理成章。德纳罗致赫德的手绘样图（设计师的画稿）最终大约在1877年6月由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转呈，这是中国筹印首套邮票的初期设计，其重要性熟为众晓。
金登干和德纳罗之间就在英国或中国印制中国邮票问题的探讨此前不为世人所知。若在中国实施，则意味着机器、纸张及督管人员需由德纳罗提供。作为本书的资料来源，德纳罗档案为探究赫德构思的邮票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契机，从手绘样图的设计，到母模雕样的研究及彼时诸多的印制方法，细致入微，面面俱到，包括了油墨、胶水和打孔机，还有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防伪对于邮票的印制而言尤为重要）、物料供应和运输事项。德纳罗在邮票印制方面拥有专业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从其同时极力推荐印制邮资信封也可见一斑。
此书标志着第一次有学者涉猎这份有关中国筹印首套邮票的档案。同时，该档案还是一份涉及邮票印制程序和步骤的技术性文件。
杰弗里·S. 舒耐特
2018年6月
序二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接受上海邮电管理局委托，为之撰写《中国邮票史》第一卷时，曾经根据当时可以见到的海关档案译文［主要是《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和《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初步复原了1877至1878年海关筹印中国第一套邮票，即大龙邮票的相关史实。之所以说初步，是因为史实链条中还有不少缺环，赫德和德璀琳都读过的德纳罗的长篇报告即是其中之一，由于时间紧迫，条件有限，当时没有可能深入，只能留下遗憾。
去年第四季度，赵岳告诉我在伦敦英国皇家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档案，包括德纳罗公司1877年6月8日给清朝海关的专题信函及相关文件，准备翻译出版，问是否愿意帮忙做一点校订审读工作。我毫不犹豫，甚至有点急不可待地立即答应了。文史研究者的愉悦，莫过于从新资料中汲取新知识。想到能够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中了解未知的当年史实，怎么能不使人兴奋！
拜读德纳罗公司对清朝海关三个问题的回答，深感他们态度认真，叙述详尽，富有专业精神，当然背后也隐含商业推广之目的。对于当时的邮票制作，我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是印制工艺。19世纪的印刷技术，欧美最为发达。德纳罗公司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印制商，无疑站在技术前沿。其介绍涉及四种印刷工艺，即凹版、平版、压花和凸版，应该可以涵盖当时印制邮票所采用的最新技术。出人意料的是，德纳罗公司声言我们已不再使用上述三种工艺，而是选择三十年前成功完成的改良型凸版邮票印刷工艺，这种工艺其实已经应用于我们印制的几乎所有邮票，从而使邮票免遭伪造，并且可以防止诈洗而被再次使用。信函中没有描述此种工艺的细节，推测应为当年欧洲各国使用比较普遍的电铸工艺，即利用电解原理复制印版，具有复制精度高、复制方便等特点。日本于19世纪70年代引进此项技术用于邮票印制，如有兴趣，可参阅《中国邮票史》第二卷第三节。
其次是邮票防伪。纸币及各种有价证券的防伪，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印刷机构极为重视的。众所周知，主要出于防伪的考量，清朝国家邮政发行的伦敦版蟠龙邮票和民国初年发行的帆船邮票，都采用了雕刻凹版工艺，而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清朝度支部印刷局引进的印刷工艺，也都是雕刻凹版。德纳罗公司却告诉我们，凹版印制可以伪造，甚至便于作伪，并详细解释了如何伪造的技术过程。以我简陋的知识而言，此种作伪的复杂程度迥非常人可以操作，所以不能排除该公司故意贬低雕刻凹版的优点，推销自己印刷工艺的可能性。不过，详述邮票作伪手段对阅读过这份报告者有何影响，似可进一步探讨。以后，清朝国家邮政决定去日本印制邮票时，总税务司赫德和邮政总办葛显礼都特别强调了防伪问题。
再次是印刷物资及设备的介绍，特别是油墨。报告比较详细地讲解了几种不同的邮票印制油墨，并附有票样说明，使人印象深刻。几年以后，海关主持印制小龙邮票，可能使用过带有水溶性颜料的油墨。此种油墨与德纳罗公司介绍的褪色油墨是否有关，似可作为进一步探讨的线索。1886年，德璀琳在天津创办英文的《中国时报》，置办印刷设备，以后又引进英文打字铸排机，开办天津印刷公司。此中机缘，又与德纳罗公司关于印刷机械的意见有无关系？凡此种种，似都可作为继续研究的课题。
为了准确理解德纳罗公司这批档案的内容，我查阅了几种关于中国近代印刷的史籍，由此对大龙邮票的子模复制有了新的想法。在撰写《中国邮票史》第一、二卷时，我曾经以为电铸印制工艺在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商务印书馆最先采用。现在知道，起码在1871年以前，上海的美华书馆已经使用该工艺复制印版，当年的报道称：
又有铜版，则非铜字排成，乃铸铜而成有字之全版。其法，始则以铅字为模，依书排字，继将排字覆印于蜡版之上，以黑铅粉涂蜡版上，以铜版与蜡版对置，置电气箱内，俄而电气化铜，蜡版吸铜而成铜版。铜版之字，坚光精妙，胜木版远矣。
这种电气铸铜工艺，是否有可能被用于大龙邮票印制？
绵嘉义1905年在造册处的铁柜里，发现有三方铜版，每方包含4枚每个独立的雕铜版模，当时他认为这些个独立的版模，据说由当地工匠所雕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龙邮票每种面值都有一个母模，再分别翻制子模，组成印版。大龙邮票的母模实物从未见报道，仅存世一件壹分银母模印样，而子模的复制工艺，由于资料欠缺，研究者解释不一，尚无共识。从现有资料大致可以断定，海关造册处印字房既不拥有母模，也不掌握复制子模的技术，所以当印模不断损坏时，只能通过减少全张枚数，甚至发行新邮票来解决问题。假设海关造册处需要委托外部机构制作大龙邮票印模，上述电铸工艺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因其技术特征隐隐相合。当然，在确凿的资料发现之前，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
关于大龙邮票的设计者，在查阅史籍过程中似乎也有了新的线索。《北京工业志·印刷志》记述：
中国第一套邮票，是1878年7月由清海关邮政局在天津发行的大龙邮票，共3枚。是在清海关邮政局主持下，由中国老技师样子李承担设计绘制，以九宫格边框和五爪团花大龙为主图案，形成云龙戏珠图。
由于书中没有提供资料出处，让人无从知晓这种说法的来源，也就无法判断其价值。上引文中清海关邮政局的说法有误，当年并无此种机构。当年海关试办邮政，由德璀琳主持，其1877年在上海筹备巴黎世博会参展事宜，曾向赫德呈交各种邮票图案。德璀琳应该雇有中国工匠，负责展品画样（即设计）和制作，很有可能他们中的一人，奉命提供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邮票画稿。1937年出版的海关文件集有一条注释，称大龙邮票由一名中国画家设计。中国老技师样子李的说法，与此似乎出入不大。
赵岳这部译作，也使人想到在海外搜寻中国邮政和邮票资料的必要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记录中国近代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文献，许多保留在海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譬如太平天国的印刷品，因清廷大批销毁，中国本土几乎荡然无存。20世纪30年代，学者萧一山和王重民相继公派出国考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等处搜集到一批太平天国官书，回国后整理出版，使研究者得以目睹珍贵文献，从而大大推动了研究进展。当时人们以为，收藏在英国的太平天国文献差不多已搜罗殆尽。然而，1984年，学者王庆成还是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兄圣旨》和《天父圣旨》，对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极为重要，而这两份文献，以前几乎无人知晓。之所以说这些似乎不相干的话题，是希望在伦敦某个收藏单位的柜子里，还静静地躺着关于中国邮票的重要资料，等待我们去唤醒。
时值大龙邮票问世140周年，赵岳译著的《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可以说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关注这个领域，搜集更多的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建构更为深入、具体和准确的邮史叙述框架。毕竟中国自己的邮票，最终还要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其历史书写。
潘振平
2018年6月
赵岳，男，1970年4月生于江苏泰州。1991年7月毕业于泰州职大电子工程系，2008年获复旦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长期从事邮政历史、抗战国际关系史和近现代紫砂鉴藏研究，著有《紫音希声顾景舟紫砂艺术研究》（三联书店）、《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北京出版社）等，发表各类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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