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_【美】保罗·克雷·罗伯茨著杨鲁军虞虹等译_9787543228894

《供应学派革命》一书是美国学术界一部有影响的，系统论述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和践的著作。书中深入考察了供应学派革命在美国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说在20世纪的*次革命，它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基本内容的古典经济学，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了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这一传统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也把战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到了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形势，凯恩斯主义对此已不能加以解释。供给学派就是在美国经济滞胀中诞生的。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一

在与统治西方经济学界长达三四十年的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中，供应学派是个后起者。论历史，当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早已推进到成熟阶段的时候，供应学派还囿于襁褓之中；论影响，当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等早已蜚声西方的时候，供应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丁·弗尔德斯坦和阿瑟·拉弗等才初露头角。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在美国经济面临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这样一个缺乏完整体系的、尚在发展之中的异端学派，却异乎寻常地受到美国政府的垂青而成为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拉弗等由此而成为自30年代凯恩斯以来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日〕教育社编著：《里根政权》，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这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

应当如何评价供应学派？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供应学派的基本看法是：供应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而凯恩斯主义是对萨伊定律的全盘否定，因而供应学派是萨伊定律的复活。因为萨伊定律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陷于破产，所以供应学派也难逃厄运。然而，这些论断却是大可置疑的。

二

供应学派是否是萨伊定律的复活？

第一，从供给与需求是否趋于一致来看。萨伊定律（即萨伊的销售论）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是生产开辟了对产品的需求。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6页。这就是说，供给自创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而供应学派则认为，当前西方经济滞胀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总供给和总需求大有轩轾。

评供应学派代译者序供应学派革命第二，从供给与需求如何趋于一致来看。根据萨伊定律，在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下，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5页。。而供应学派则提出，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供给并不能自动达到均衡；供给不足，因而就必须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干预措施（例如减税）刺激供给，以使供求趋于一致。一种意见认为，供应学派主张的增加供给是指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条件下的供给的增加。这是一种误解。供应学派主张增加供给的基本措施是减税；如果供给只需通过市场机制便能增加，那么，供应学派又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宣扬通过大规模削减税收来刺激供给呢？

第三，从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看。供应学派和萨伊定律都反对国家干预，但是两者存有质和量的差别。萨伊定律是在19世纪初叶提出的（萨伊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于1803年），其时，资本主义正处于蓬勃向上的自由竞争阶段，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还未形成（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于1825年）。萨伊主张让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调节，反对任何性质、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而供应学派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停滞膨胀和衰退膨胀境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领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供应学派反对国家干预，不是也不可能不要国家干预供应学派主张通过减税刺激供给，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干预而是要减少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调整国家干预的方向、内容，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缩小到最低或最适限度。

因此，供应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复活。应当指出，供应学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它缺乏严密的、明确的体系，在许多方面是紊乱甚至自相矛盾的。例如，同属供应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费尔德斯坦和拉弗在某些问题上却是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费尔德斯坦曾经尖锐批评拉弗使里根政府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误以为减税就会很快结束多年来的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的局面。供应学派在体系上的不统一性和复杂性，使得对供应学派的研究更形困难。此其一。其二，一定的经济政策往往反映着一定的哲学观念，但是也不尽然。我们认为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与其哲学观念是有很大偏离的。在哲学观念上，供应学派完全承袭萨伊定律的衣钵，反对国家干预，信奉自由竞争。但是在经济政策上，供应学派却没有也不可能倒退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恰恰相反，供应学派要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曾含糊过谁也没有怀疑减税是刺激供给的基本政策。偏重于供应学派的哲学基础而忽略其具体的经济政策，这是目前对供应学派的研究失之偏颇的又一重要原因。其三，西方宏观经济学之父当推凯恩斯。凯恩斯主义（尔后又经过汉森、哈里斯、希克斯、罗宾逊、萨缪尔森、托宾等人的诠释、补充和发展）拓展了宏观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诚然，面对着7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以失业和反衰退为基本内容的凯恩斯主义日见失灵。但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而日渐兴起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并没有能够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另辟蹊径，并从整个体系上去取代凯恩斯主义，而只是驻足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仅在某些具体经济政策上反凯恩斯主义而行之。可以认为，供应学派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是贫乏的，它本身未能提出与凯恩斯主义迥然有别的宏观经济理论事实上它是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为了突出它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它又需要以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出现，这样，萨伊定律就应运复活了。用被凯恩斯主义直接否定的萨伊定律来直接否定已失灵的凯恩斯主义，在暂时还找不到新的替代物的情况下，似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借复旧之名对抗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乃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当前西方经济学危机深刻化的重要标志。其四，供应学派和萨伊定律确实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例如，两者都主张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都强调利息率调节储蓄投资的机制，在哲学观上都反对国家干预，等等。但是，如前所述，两者之间，既有同，更有异，异是主要的，实质性的。

三

供应学派是否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首先，供应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前提是相同的，都承认经济中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自动均衡，需要国家干预。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刺激需求。70年代出现滞胀以后，供应学派认为经济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的转变，表明供应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但是，供应学派的政策基础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基础并无二致。

其次，供应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实行需求管理，刺激消费；供应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刺激投资。两者在国家干预的方向、内容上显著不同，但在干预的形式或手段（财政手段）上却是相似的。

再次，供应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哲学基础确是截然不同的。凯恩斯主义推崇国家干预，而供应学派则信奉市场机制。供应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偏异于其经济政策的。供应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要怎样的国家干预和干预到何等程度。供应学派以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这可以认为是国家干预的质的方面的变化。供应学派以有限、有效的干预反对过多、过细的干预，这可以认为是国家干预在量的方面的变化。供应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而不是对国家干预本身的直接否定。供应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是国家干预的产物。

因此，供应学派是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这一巨大变化的产物，是驻足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倚重于政策方面的西方经济学的新的流派。凯恩斯主义是对萨伊定律的直接否定，供应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所以供应学派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

经济理论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经济实践的发展。萨伊定律在提出一百多年之后，在30年代大危机中被凯恩斯主义突破了。但是，能否由此而否认萨伊定律在这一百多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呢？萨伊定律所以被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其基本原因在于萨伊定律所依据的经济实践发展了、变化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面对着大规模的失业和生产过剩危机，萨伊定律一筹莫展，于是就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统治西方经济学界达三四十年之久，在70年代以来的滞胀中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但是我们同样不能由此否认凯恩斯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凯恩斯主义所以陷于深刻的危机，也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依据的经济实践发展了、变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达到了它的极限，面对着持续的、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轮到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了，因而就出现了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毋庸讳言，只要经济实践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就不能企望一种经济理论可以固定不变、可以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换言之，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经济理论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创新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现象。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变化的考察，把两种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作机械的类比，以萨伊定律早在30年代就已破产推断出供应学派必然失败，这种方法论恐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四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供应学派、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从哲学观及其基本理论来看，供应学派与货币主义是一致的，它们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在于：是搞大政府还是搞小政府？是主要依靠国家干预还是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从经济政策来看，供应学派、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则互存异同，各有侧重。

凯恩斯主义主张干预经济的需求方面，供应学派主张干预经济的供给方面，但是凯恩斯主义与供应学派都注重于财政政策。

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则大不相同，前者主张减税以鼓励投资，后者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它们的政策目标却是一致的，前者刺激供给，后者控制需求。殊途同归，供给和需求是经济生活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凯恩斯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处方，这已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与凯恩斯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现象。西方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这样，一方面刺激供给，一方面控制需求，便构成了当前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在英美实验的基本内容。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是以供应学派政策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主义政策对付通货膨胀，因而……是供应学派理论和货币主义理论的混合物。参见杨鲁军：关于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及其在英美的实验，《世界经济》1981年第9期。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从近年来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政策来看，相对于供应学派的刺激供给的政策，货币主义的控制需求的政策似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仍是当前西方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和最棘手的问题。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供给。但是从时效上说，减少或控制需求比增加供给更能直接地发挥作用。减少需求（包括削减货币供应量和政府支出）费时少，奏效快，但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所引起的政治上、社会上的巨大压力），付出很高的代价（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所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而增加供给（主要是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促进生产），则周期长，见效慢（减税从开始实行到产生效应有一个时滞的过程），并且容易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里根经济政策的成败，关键取决于：（1）能否按照货币主义的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2）能否按照供应学派的政策实行减税，如果实行减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减税的预期效果。短期地说，里根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控制需求。

里根执政期间，着重以货币主义政策控制需求；而供应学派刺激供给的政策目前尚在实验之中，还未显示结果（一般认为，减税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既然还没有结果，就无所谓成败。有人把里根以货币主义的政策对付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归咎于供应学派政策的失败，这是不无偏颇的。里根恰恰要依靠供应学派的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即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我认为供应学派政策的最大障碍来自两个方面：减税的效果受到货币主义者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掣肘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的不可逆性。迄今看来，里根的失策在于：由于对上述方面的困难缺乏足够的估计和准备，因而一方面，预定的减税方案虽经通过，却被打了不小的折扣；另一方面，不得不一反初哀，大量增加财政赤字，使得原先的预算平衡方案成为泡影。

应当强调，凯恩斯主义与供应学派之间的需求与供给之争，并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不重视供给，而是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比供给更加重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争，并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不重视货币政策，而是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加重要。因此，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亦即从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部的、政策性的调整。而供应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即从需求方面转向供给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的、战略性的转折。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供应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货币主义并未构成对凯恩斯主义的真正威胁自60、70年代以来它们反而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显然，真正对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是70年代末形成的、迄今仍在继续发展之中的供应学派。

五

《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是美国学术界的一部有影响的、比较系统地论述供应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著作，198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保罗·克雷·罗伯茨，是一个早就拋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自诩不崇拜任何偶像的年轻经济学家。他长期在乔治敦大学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并曾担任《华尔街日报》副总编和专栏撰稿人。作为供应学派革命发轫的肯普罗斯法案，记载着他当时作为杰克·肯普的经济智囊对供应学派革命的重要建树。1981年到1982年，他在里根政府的财政部中担任主管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在此期间，他深入考察了供应学派革命在美国的发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尤以对华盛顿决策内幕的谙熟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本著作不仅详细披露了国内外鲜为提及的美国最高经济决策的内幕，而且也凝结了作者对供应学派革命的多年的研究成果。当然，供应学派经济学并不是清一色的；这本著作的论点也仅仅代表了供应学派内部诸家中的一家不消说，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窥见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及经济政策发展的最新趋向。

诚如国内一些著名学者所指出的，用语艰涩，好造新词，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一个通病，这本著作也未能例外。对于原著中的一些冗长的细节描述和前后重复之处，我们在翻译时作了必要的压缩和删节。

本书的导言及第14章由虞虹翻译，第56章由李捷理翻译，第710章由杨鲁军翻译。全书由杨鲁军统校。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若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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