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国学救亡讲演录（精）_章太炎_9787200140453

本书收录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公开讲学记录，较系统地展示国学的概貌，是国学爱好者及研究者了解国学的必读之书。章氏一生讲学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当代国学研究界的影响巨大。本书选入其中后期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国学讲演之记录。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晚年以国学救亡的章太炎蒙木
国学，常常指一国固有之学问，但国学这个词本身属于舶来品。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趋盛，很多人开始讨论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么？因此日本出现了西化派和国粹派的论争。黄遵宪（18481905）于1887年刊行的《日本国志》最早记录了这个论争，并开始使用国学这个词。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之耻震醒了不少中国士人，他们开始向日本学习。国粹和国学这些词越来越多地走到中国维新人士的笔端。尤其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亲身感受了这场论争。梁启超（18731929）在1902年致函黄遵宪，拟倡办《国学报》，而黄遵宪认为传统旧学尊大固弊，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国学的提倡略迟数年再议，未谓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启超所拟《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不如先据此写一本《国学史》。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启超这里，国学是一个新民的过程。他1902到1904年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数次提到国学这个词。1903年2月，黄节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26号发表《游学生与国学》，希望以公众之力，设置一国学图书馆，图书馆若成，则凡是有志于是者，可以开一国学研究会，以世界之新知识，合并于祖国之旧知识，十年之后，我国学之光焰，必有辉于大地者。1904年3月《政艺通报》第三年甲辰第三号上，邓实发表长文《国学保存论》，进一步提出保存国学的主张。同年7月《政艺通报》甲辰第十一号上，黄节又发表了《国学报叙》说：癸卯岁暮同人创为国粹学社，拟月出《国学报》一编。8月，邓实在简朝亮《国粹学》一文前面加按语，大声疾呼：呜呼，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学其乌可一日已乎？在上海，继出现了国学扶轮社和国学社等出版团体之后两三年，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又发起成立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爱日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矣。筹办《国粹学报》为其机关刊物。同年2月《国粹学报》创刊，序说：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为之导，虽美弗彰。不揣固陋，拟刊发报章，用存国学……钩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国粹学报·例略》表述得更为简明：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不有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国粹学报》发刊初期，执笔人甚少，主要是邓实、黄节、刘师培。后来撰稿人逐渐增多，陈去病、章太炎、廖平、王国维、郑孝胥、黄侃、柳亚子、罗振玉、马叙伦等陆续加入。没有西学，谈不上国学。国学是维新士人有鉴于西学强势东渐而提出来的，他们要检点中国固有的家底。最早宣扬国学的这拨人有很多都有较强的西学背景，他们提倡国学的初衷不是要研究国学如何博大精深，而是通过国学来刺激爱国心，增强我们海纳西学的文化自信。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个命题是当时国学人士有强烈共鸣的。国学在，天下就不会亡。这个思想延续到后来，章太炎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解》将中国民族定义为文化概念：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血统之种名，乃为文化之族名。谈国学绕不开梁启超，也绕不开长他四岁的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说：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1906年6月，苏报案主犯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迎其赴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即其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 1906年9月5日，章太炎主笔的《民报》第七号刊载了《国学讲习会序》，说：同人拟创设国学讲习会，章炳麟先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其实这个讲习会第一次开讲一直迁延到1908年4月4日。国学讲习会在大成学校的大班课听者甚众。后来鲁迅等留学生闻名进来，发现脱课不少，想从头听讲，便托人央章先生另开一个小班。7月11日开始，章太炎在民报社寓所小班开讲，听讲人包括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许寿裳等。周作人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据刘文典回忆：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从那天起，先生学生天天聚会，但是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了。黄侃对这次东京讲学回忆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这是章太炎第一次集中而系统地讲学，他第二次系统讲学是在他被袁世凯羁押北京期间，以国学会名义讲学自娱。国学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 1913年12月9日首讲，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到者约百人。这次讲学持续了一个多月，听众中除钱玄同、吴承仕、马裕藻外，还有毛子水、顾颉刚、傅斯年等青年学生。据顾颉刚回忆，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学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吴承仕时任司法部佥事，因倾羡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常来请教佛学方面的问题，令太炎大喜。《菿汉微言》便由章太炎讲授，吴承仕笔录，于1916年初完成的。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章太炎是浙江同乡，从爱国学社便开始合作革命，后来同为光复会的发起人、同盟会的元老成员。蔡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文科骨干主要是章太炎的弟子们：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士远、黄侃、马叙伦、刘文典、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等，以至于陈源在和鲁迅的论战中说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实力的某籍某系，后来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也承认了这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大国文系）的存在。章太炎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4月至6月，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一共讲了十讲。同年11月，曹聚仁的讲课记录以《国学概论》为书名由上海泰东书局排印出版。《国学概论》后来成为章著中最为知名与普及的一种，后世对于国学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书框架。第四次讲学是1934年冬至1936年6月以章氏国学讲演会章氏国学讲习会等名义进行的。1934年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最初，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举办了每周一次的星期讲演会，1935年9月，在购买了苏州锦帆路50号居所后，又于此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据统计，学员年龄最长的七十三岁，最年轻的不过十八岁，籍贯遍及十九省，住宿学会里的百余人。这次讲学的最后成果主要是《国学略说》的刊行。其实，1929年已届花甲之年的章太炎基本上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缄默无言，自甘淡出政治和学术舞台了。是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入侵，刺激了章太炎，他才再次走出书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呼吁奔走，与熊希龄、马相伯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呼吁国民党各派系停止内斗，共同抗击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他一来为了避难，二来想利用自己民国元勋的身份，以及与北方军阀们的私交，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2月29日，章太炎到达北平，请张学良出兵抗日，大声疾呼，声震瓦屋；又见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等，要求共同御侮。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晚节昭然，与章太炎的游说未必没有关系。在北平停留约三个月，章太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作学术演讲。据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22日在民国学院讲《代议制改良之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3月31日，在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4月8日在北京大学讲《揭示学界救国之术》；4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4月18、20、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关于章太炎北大讲学情形，钱穆《师友杂忆》载：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做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据钱玄同日记，写黑板是魏建功笔者注)。……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张中行也有回忆，他说：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出去。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留下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他生前将墓地选在西湖边张苍水墓侧。国民政府褒令国葬，但因抗战烽火，国葬未能实行，家人将他暂葬苏州章家后花园。1955年4月，按照其生前遗愿，章太炎的灵柩得以迁葬于杭州西湖边，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篆隶结合的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1966年底，章太炎被掘墓暴尸，墓地辟为菜园，又十五年后才寻回遗骨，恢复陵墓于旧址。章太炎墓之外，1988年又添了章太炎纪念馆。章太炎讲国学从文字训诂、古籍辨伪等小学讲起，进而经学，进而玄学（哲学思想史）。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一直特重文学。1910年章太炎精心编定的《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不及史学；到《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部，史学是附于经、文之后来讲的。卞孝萱认为章太炎特重史学，是从1924年开始的。是年7月，他在金陵教育改进社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提出：保存国性，发扬志趣是教育的根本，至于能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无史之国，每易沦亡，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日本侵华后，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认为在亡国灭种关头，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研究历史最为切要。1933年在无锡国专演讲《历史之重要》：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处斯乱世，尤当斟酌古今，权衡轻重。这这篇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人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1934年，章太炎在《与邓之诚论史书》中又说：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1935年六七月，他连续演讲《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强调读史当论大体。是年6月6日，章太炎曾作《答张季鸾问政书》：一、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二、为救亡计，应政府与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三、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宜暂时搁置者，曰纯粹超人超国之学说。章太炎强调用历史鼓舞民气，启导方来，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他在《历史之重要》中说：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讲经，从来都是章太炎治国学的重点，他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中说：读经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虽有取舍，而保持国性实为重要。修己治人是章太炎晚年一再强调的。在他看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而非借此修身成德，优入圣域。在《国学之统宗》中，他揭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部经典。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所以《孝经》一书，实不可轻。《大学》者，平天下之原则也。从仁义起，至平天下止，一切学问，皆包括其中。治国学者，应知其总汇在此。《孝经》《大学》，人治根本已立，然无勇气，尚不能为完人，此余之所以必标举《儒行》也。欲求国事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儒行》不独尚气节，亦尚勇力。1925年10月8日在长沙明德中学的演讲：青年为人，当以志向气节为先，学问为辅。后来章太炎一再揭榜顾亭林行己有耻，博学于文，1932年5月30日在青岛大学专门做这个主题演讲：救世之道，首须尚全节，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思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国家昏乱，礼教几于坠地，然一二新学小生之言，固未能尽变民俗，如丧服一事，自礼俗以至今，兹二三千年未有能废者也。（《丧服概论》）章太炎独倡《丧服》，欲保存中国之礼法。所以讲国学当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书为统宗。这本《国学救亡讲演录》主要依据章念驰编《章太炎全集》（演讲卷）和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编选自九一八之后，至其《国学略说》之间的历次演讲。讲《说文》，讲《尚书》，以及《丧服概论》六七篇过于专业，今天普通读者阅读繁难，因此未收，其余讲演基本齐备，大致分隶为国学综论、经学、史学和儒学四部分。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认为，经之所该，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大抵提出宗旨曰经，解说之者为说；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辨。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经典治人之道，非儒家固不能运用。史上大儒，章太炎标举最不遗余力的，一为顾亭林，一为范仲淹，名节厉俗，经义与治事兼擅。因为国学不尚空谈，而在实行。
今日国学复热，但国学概念过于宽泛，我们谈国学不能无根。笔者认为国学不能等同于蒙学，不可单单提倡什么《弟子规》《千字文》之类，我们必须接着章太炎、梁启超的文脉，继续讲，必须面对鲁迅、陈独秀、胡适诸人的批评，以免妖气升腾遮蔽了国学中康健和昂扬的一面。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要完整地理解章太炎，读读这本《国学救亡讲演录》是必要的，它不是单刀直入讲国学是什么，而是结合时事，呈现了章太炎国学发展的脉络，看看他在方法论上的提倡和反对，对于我们所谓国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必将大有裨益。
201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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