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話因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而轉移。明清以來,尤其是清
代中後期以北京方言為基礎而形成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逐漸形
成,學習官話成為海外學習漢語的目的語。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積極向海外擴張,採取了加強與中國聯
繫、向大陸發展的戰略。從亞洲形勢和明治政府的政治、外交動向
上,日本看到了學習北京官話的重要性,因為迫切需要翻譯,於是,
外務省設立了第一所專門的漢語學校漢語學所(1871),1873年成
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校也講授漢語。而其它民間的漢語教育機構也
相繼誕生,如:日清社(1867)、振亞社(1878)興亞會支那語學
校(1880)、日清貿易研究所(1890)、東亞同文會(1898)。從
1877年(明治10年)至1886年(明治19年),轉入北京官話時期,向
中國派遣了北京官話研習生,日本軍方直接涉足於漢語教育。(參
見王順洪1999、2003)
日本明治時期的漢語教育直接受政府的操縱和影響,服務於政
治和外交、商貿的需要。這一時期日本的漢語教學和漢語學習,從
官方到民間,都轉向北京話口語。當時反映北京話口語的漢語教材
是英國人威妥瑪主編的《語言自邇集》,因而,《語言自邇集》成為當
時日本應急轉向期間的漢語課本。在《語言自邇集》的影響下,針對
日本人學習漢語的需要,日本也陸續出版了一批截取或改編《語言
自邇集》而成的中國語教材,如: 如廣部精《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
部)》(1879,明治以後日本人自己編譯的第一部教材)、廣部精《總譯
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1880)、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新校)語
言自邇集》(1880)、宮島九成《參訂漢語問答篇日語解》(1880)、金子
彌平等人編譯的《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1880)等。從學習、模仿
《語言自邇集》到在中國漢語教師的幫助下自編翻譯北京話漢語教
材,再到自編能適用於日本人學習的帶有日語注音注義的漢語教
材。但整個框架始終沒有能突破《語言自邇集》的影響。真正突破
《語言自邇集》的影響,適應於北京官話教學的新教材,是日本駐清
朝公使館學生譯員吳啟太為主、鄭永邦為主輔編撰於明治十四
年十二月所作的北京官話《官話指南》。
該書所作凡例,共十條,第一條就開宗明義:余駐北京,學語
言,三年於今,時延請師儒,賴其口講指畫,漸有所領悟,然不過滄海
一粟耳。是編系平日課本,其中遺漏,指不勝屈。今印刷成書,只為
初學計,遺笑大方,自知不免。編者吳啟太、鄭永邦在京三年所學京
語所用之平日課本已經不再依賴《語言自邇集》;而將其中遺漏,
指不勝屈的平日課本印刷成書,目的是只為初學計,即解決缺
乏日編北京官話教材這一燃眉之急。該書有黃裕壽、金國璞於光緒
七年所作的序:僕等觀是書而佩服深之,爰為之校對一番,並為之
序,以述其顛末云。該書的出版也標誌着明治時期日本的漢語教育
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官話指南》初版,截止到
昭和20年(1945年)11月63年之間,先後再印或修訂竟達45版之
多。六角恒廣在《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中,對該書的版本曾有過詳
細的介紹,可參考。
如同《語言自邇集》一樣,(北京官話)《官話指南》不僅是明治時
期日本人學習北京話口語的會話資料,也是當時其他類型在華人員
學習北京官話的必用教材。正因為此,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北
京官話《官話指南》為參照的修訂本、注釋本與翻譯本接踵而至,來
華傳教士、從商或外交的人員不僅學習要北京官話,還要學習方言
土語,故有與之對應的漢語方言對譯本,如滬語對譯本、粵語對譯
本,也有北京官話與外文對譯本,有日文譯本、英文譯本、法文譯本
和法譯本注釋本,以滿足不同國籍人員的不同學習目的。一本《官
話指南》在清末民初海外漢語教育史上有過輝煌的歷史。為此我們
輯錄其中的漢字文本(六種)成集,以饗讀者。
《官話指南》及其方言對譯本(六種)指《官話指南》兩種官話版
及其四種方言改編版。其中北京官話版《官話指南》是母本,其他五
種是在此基礎上的一句一句對應的改編子本,含南方官話改編本、
上海話改編本、粵語改編本。下面一一介紹期版本源流及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