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原音韵》乐府三百三十五章进行了清理辨正,并增加时间维度，勾勒了元曲曲牌系统新陈代谢的变迁史；着力探讨了元曲曲牌与词牌的关系，认为市井俗曲是文人词调与后代曲调的共同渊薮，在金代道士词中找到了许多曲牌更为切近的源头；首次系统梳理了元曲曲牌的地域来源；从文化空间的角度透视元曲曲牌的多元来路和广泛影响；还原曲牌在宫调间的出入，在体式间的流转，并从传播的角度对带过曲成因做出了新的解释。
曲牌是元曲音乐的细胞。在元曲音乐失传、文献记载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曲牌就像沉积岩，凝结着元曲音乐发源、变迁的诸多学术信息，值得深入开掘。还原元曲曲牌系统在诸种复杂关系中吐故纳新的动态历史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本书系统梳理了元曲曲牌的现存总量，翔实考辨了元曲曲牌的多重源流，具体考察了元曲曲牌的不同功能，细致分析了元曲曲牌在系统内传播的复杂变异，研究内容丰富，涵盖了元曲曲牌系统的各种要素，已经成为一个关于元曲曲牌全面研究较为完整的系统。此书为词曲关系、南北曲关系、元曲体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例证，对于明清戏曲、明清小曲、说唱文学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是近年来元曲研究的一部优秀著作。
序
杨栋
这是时俊静博士的学位论文，在她毕业六年后顺利出版问世，相比那些大量同类论文永久封存于档案库中，作为一个初入学术之门的年轻人，已是相当幸运了。忝为时君导师，是此书撰写过程的见证人或督促者，借此祝贺之机，似有义务必须说点什么。
时君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留校任教五年后又来攻博。已为人妻、为人母，工作、科研以及家务负担等合力高压之沉重，令人同情。他们在职读博首先是要应对高校学历压力。犹记时君入学之初，我们一起清点她的学术积累与资源，商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目标任务与基本学理规则。我问：要真打还是假打？当时足球界中超职业联赛腐败受贿，国中打假球成风的丑闻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半开玩笑地借此今典发问，时君明白此问的严肃性与严重性，对她今后的生活或者命运将意味着什么。她经认真思量之后回应：还是要真打。选择真打，就等于选择了风险与压力。与假打在开始之前就已知结果相反，真正的学术科研本质上是一种勇敢者的智力赌博与探险，永远不可能预知成功或失败的结局。其中除了人力可以努力可以操控的因素，还有天赋、运气等不可左右不能确定的原因。
其实，在文学研究的行规中原本就没有真假之辨，甚至没有是非对错之分，最通行、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这类口头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别说科学，根本就是个没准头。我混迹此行有年，所见所知头面人物不少于古代之九流十家，发现其中大流可归之为私人话语派，奉李宗吾《厚黑学》之学术就是各人说各人，信不信听凭众人为座右铭，向风云集呼应推举者甚众。这派貌似主张学术自由，其实私贩的是自古算卦测字行业流行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那一套。再加之近年来自西方接受美学及一切古代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哲学信条的洋风，影响所及就连历史专业也有不少人跟着口必称克罗齐，以至有谁再说真实谁就下课之宣诫。这就不止把价值评判与认知判断混为一谈，而且将哲学与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真实概念搅和成了一盆糨糊。
其他各名门显学还有功利主义派、地方主义派、电视娱乐派、权力话语派等等，看似与私人话语派旗号不同，主张有准头，但稍加追究其实仍是各种易容变态的没准头论。如权力话语派信奉官大学问大，副官看见正官要恭维求教，大官见着更大官岂不又没学问了？毛主席对中国文人心理脾性洞若观火，曾写信告诫留学苏联的二子毛岸英、毛岸青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不可热衷那类没准头的假玩意儿。
我主张文学研究有真假对错之分，与时下诸派习言相左，是认真的，并非一时戏言。首先要挑战并清洗的是包括我自己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没准头论。我们都十分喜欢这个东西，是因为它可以任性，可以抬杠，而所向披靡，畅行无阻，无论多么艰涩的难题多么强硬的论敌，都不用伤脑筋，一下子就消解对方于无形。它其实是一种不攻自破的自杀性悖论，只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很容易拆穿这个把戏。事有凑巧，某倡导学术就是各人说各人的私人话语派博导教授遭遇同行批驳，被斥为胡言乱语，一字都不能回应。因为你只要反驳，就得先承认自己的学术论是胡言乱语。做不屑一顾科固可逃避自打嘴巴之冏，但那岂非已默认了胡言乱语之评？这就是见仁见智的相对主义陷阱。
学术学问的唯一本质真义究竟有没有，是什么？这是个问题。文学研究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成为有准头的科学研究，更是个难题，必须进行专门的追究与探讨。对于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论证，与解决上面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没准头论相比要麻烦复杂得多，非此时此地所宜论辩，只能举其要点。所谓学术学问者，无须远引亚里士多德为知识求取知识、真理至上主义的高论，仅以汉语日常用语学术性、学术会议、学术水平等用例直接推求，则可定义为乃用已知求未知，探讨真知真理之纯粹智力活动。故梁启超悬之为天下之公器，西学家共称之科学无国界。现代学术学问之最典范者当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标杆。对此，地球人还没听谁敢说见仁见智的。这一认识可由西方文明史引发而出。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人们奉之为各类科学知识的典范，自笛卡儿以降的哲学家无不力主效法自然科学，乃至一说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直到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业师布伦塔诺在1866年教职资格论文中还说：真正的哲学方法不外乎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独有胡氏自布门出来，一反旧调，敢说自然科学因缺乏明证性而并不科学，只有他的现象学才可以作为严格的科学。总而言之，何谓科学，最终要体现于其方法或原则。我泛读过西方几十本哲学史、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著述，最后获得不过三条六字，即证据、逻辑、证伪。有此即科学，无此则非科学或伪科学也。非科学与非学术或有价值且可能远高于科学，如宗教与艺术等，伪科学假学问则只有负价值，以其弄虚作假欺蒙坑骗者也。把学术学问理解为生产知识探求真理之事，故此吾常以问题、创新、论证六字教诸生，并时有大言时时警谕之，叫作文学研究必须去文学化，只管真不真，不管用不用。如必欲强说我也亦有派，则愿承之为科学学术主义或真理至上主义之派。
以此学理为据，我最后与时君约定真打的具体目标与原则有两条： 一、 应当选择实证性的科学研究之路，凡美学精神、文化意蕴、价值评判之类的批评路数都应当放弃。时君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明杂剧喜剧论》，写得相当漂亮，在美学评论方面颇有造诣。但这方面的资源及兴趣只好割爱悬置。悬置这个词借自西方现象学哲学，意为并不否定，只是暂时存而不论。我知道西方更有极端的文学研究只能限制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回归文学本体之本位论，我也明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可能缺位对作品文本的价值意义阐释，但在找到并论定科学有准头的方法与学理之前，只能悬置。二、 应当研究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难题乃至超级难题。博士论文完成，依博士学位之原义，作者必须在此学科领域据有一席之地。
基于此种文学研究理念，我们在反复清点各种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及知识储备之后，经过不断筛选、论证，最终确定了这个选题。现在回头看，时博士确实具备较高的学术悟性与天赋，再加之刻苦勤奋，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课题设计的目标任务，最终得到评审与答辩专家的较高评价，并获得了院、校、省三级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更可惊喜的是其中一些学术观点已引起同行专家的讨论争议，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顾炎武曾针对当时不学无术的权贵们附庸风雅，动辄网罗一堆帮闲文人编书抄书以沽立言不朽之名，大量制造学术垃圾的恶劣文风，提出一条著书立说的简明测量标准，叫作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可谓至理名言。时博士之文可以此尺度批评裁量之。
前人研究元曲曲牌者众，最具代表性最有成绩的是历代曲谱著作，但都是编纂总账目的路数。总账目很有用，教我们知道元曲牌子共有几何，各个牌子定式定格，一目了然。但老是算总账，看总账，就容易变成死账呆账，反而失落或遮蔽了众多曲牌当时流动、生化、衍变的鲜活动态历史。我曾遇见一位曲律学专家，竟以曲律定式的一字不可更动否认别人提出的曲牌变体实例，我有专文批评之，称之为宁信度而不信足的曲律家。我在研究元曲起源以及与宋词、南戏等其他曲种的交流互渗关系时，时时需要了解一个曲牌是哪一位作家何时最早采用，在哪一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何时变冷或灭绝不用等问题。如果是源自词牌，也不满足于仅仅知道出唐宋词，而是进一步需要了解究竟是出自唐五代、北宋、南宋还是金元的具体时间。弄清核准这些数据，犹如攀岩运动者建造的抓手与脚点，就成为发力攀升的凭据。正如此书所发现，进入曲中的词牌，实际上有不少是直源于金词或经金词的变异，这就解释了词曲同名牌调格律往往大异的难题。而这一专而深的具体微观的知识，是那些总账式的曲律学著作所不能提供的，又成为新的研究目标的抓手与脚点。在这里只有证实与证伪，只有刚性逻辑与铁的事实，不存在见仁见智的扯皮与抬杠。
由于曲学研究实践的需要，对于北曲曲牌渊源流变的系统考察，是我多少年就想做的一个题目，也尝试摸索着做了个开头，但进去后才发现越做越难，越做越感觉前面是一个无尽黑洞，以我的本事根本就没法完成，我也终于明白了前代曲律学专家为何只做抽样举例式的曲谱。这里只说一个结论的获得，读者就明白我并非夸张困难。我曾对元曲【山坡羊】一调流变进行梳理，竟然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很多南戏专家都说此牌早在宋代就有，而我却要确认其为元曲原生之牌。众所周知说有容易说无难的学术警言，那我非要把《全宋词》及全部宋代文献通检一过不可。试想如果把三百多个元曲牌子分别如此清理一遍，用传统的手工方式，那巨大的工作量难以估算，是根本无力完成的。难怪不少导师把说无悬为禁区。此书挑战的就是统篇都必须说无。说一个牌子哪个作家第一个采用写作，是说此前所无；说一个牌子何时被弃不用，是说此后所无;说一个牌子在何时采用频率最高，是说此前此后并无。试想只把三百个牌子都说一遍，其难度可知。我一向鼓励乃至要求学生与我自己就是要说无，必须敢于挑战并解决本学科的问题、难题乃至超级难题，因为我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队员，不是业余爱好者。职司所在，不容推托。
运用穷尽式的统计学方法，完成上述数据的采集核查任务，显然只有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年轻学者才有可能胜任。事实证明，时君做得非常优秀。试看她对元曲曲牌的各种分类数据统计，以及由统计发现的各种规律、现象，或者为人惊奇不已，或为举例抽样的旧方法所不及。这项新技术与所获取的新知识我是最早利用而且受益的。在我研究元曲起源考古工作中，就经常指令时君为我查检统计某些急需的曲牌数据。如，对带过曲出套曲的通说证伪，就是由时君用软件统计法揭破的。新技术的威力，胜于多少主观猜测。准确说是我有多少大胆猜测最终由时君用统计法进行了证实或证伪。这就是所谓古人之未及就，其本义应是前人不能就也。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敲敲键盘嘛，随便找个中学生都会，且可能敲得更快。我现在要说的是，你说对了。什么叫科学方法？这个就是。丹尼尔《科学史》论近代新科学的第一代表人物伽利略时，说他用的科学方法是人人可以复核的事实论据。伽利略把新发明的望远镜举向天空，把大小两个铁球从比萨斜塔上掷下地面，近代科学就这样诞生了。伽利略的方法每个中学生都可以去复按，不相信你就随时可试。这里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切都有准头，不由你信口开河。伽利略的方法迄今仍是科学研究通用的实验方法原则，而且一直还有人继续投铁球的实验。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宇航员登月，据说还在复按伽利略的方法，不过是把羽毛与铁球投向月球地面，结果其实在投球之前早就知道了。
我仅举书中一小例，足见科学方法的力量。我在与南戏先熟论的论战中，力主《张协状元》中的【叨叨令】一牌源自北曲，且根据其规律，除……也么哥，……也么哥两句，全同于同宫调的【塞鸿秋】，于是推论【叨叨令】如同北曲【一半儿】出自【忆王孙】词牌，当源自【塞鸿秋】。时君用统计法复核验证，发现事实与我的推论正好相反。于是我不得不承认失误，肯定时论正确。【塞鸿秋】应由【叨叨令】衍化而出，这样更符合先俗后雅的演化规则。在学术真理面前，谁也不能任性发犟。
此书并非不存在缺陷与失误，还有提高改进的空间，那就是统计法运用落实得还不够彻底或不够坚决。例如，曲牌的具体采用情况，统计到时代与作家，还不够精细，我们很多时候还需要明确知道都是哪些作品包括杂剧与散套曾用过这个曲牌。这个内容做出来，工作量还是不小的。又如，书中论出入各宫调的曲牌，我认为应当以周德清提出此说的限制为据，然时君未加分析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如出入于般涉调与正宫及中吕三调的著名的【耍孩儿】十三煞，我认为其实是般涉调简省，所属曲牌合并入其他宫调的结果，类同于入派三声。此说的旁证是双调的【离亭宴带歇指煞】，表明因歇指调省简，所属牌子【煞】并入双调。关于【耍孩儿】十三煞兼入中吕与正宫究竟是我说的合并还是时君说的出入，本来只要针对散套与剧套作品现存中吕与正宫二调，统计比较【耍孩儿】采用时间先后，就可以做出结论，可惜本书囿于出入的习见，手执统计的利器而未加运用。还有，对于采用统计法的学理根据也应当进行论证。如统计现存作品推断历史原貌，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似不可跳过。
不止对时君，我以真理至上主义教诸生，主张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摒弃传统的学统师承论，鼓励质疑与讨论，因此师生间进行争论对抗，成为常态与风气。时君仅是我的学术观点的批判者与陪练对手之一。是她们大胆的质疑与证伪，时时消除或纠正着我的偏颇与荒谬，最后结论多经得住同行人人可以复按，学生们的严格检验功不可没。时君书中除学理规则与我保持大体一致，具体学术观点及旨趣并不雷同，乃至有不少相反者。这是我所鼓励和乐见的。如书中坚守南戏与元曲平行对立的通说，与我坚持元曲包括南戏的观点对立。这些不同与对立，才真正体现着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品质，而不可与没准头论混为一谈。
最后说明，此书中有个别内容与我的《元曲起源考古研究》有重复，如论带过曲起源等，那是因为这些章节是师生合作的产物。还有附录里的考古报告，原初制作出自中国海洋大学陈杰教授的劳动，他是我《元曲起源考古研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在采用时，我又让时君把我的发现和收藏整合进去，其中也有她的劳动。这是需要特别交代的。
2017年7月于河北师大元曲研究所
时俊静，女，1976年生，河北定兴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曲学研究，在《中国音乐学》、《黄钟》、《戏曲研究》、《戏剧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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