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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主要围绕中西文化交流史展开，依靠海内外研究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和对相关领域颇有心得的作者，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料积累和多元的叙述视角，挖掘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媒介、影像等材料，力图重建当时景象，阐发深层意义。

发刊词

□李雪涛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ＭｃＮｅｉｌｌ，１９１７—２０１６）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的形成

和发展，直至影响全球。近代以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融入了世界。中国和世界的互动，铸就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的一切都在相遇。以往德语里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Ｅｓｉｓｔｓｏｗｉｃｈｔｉｇｗｉｅｗｅｎ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ｉｎＳａｃｋＲｅｉｓｕｍｆäｌｌｔ”，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如此重要，就像在中国倒了一袋大米一样（意思是根本不重要，在中国倒了一袋大米跟我们西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实际上，明末以后，中国历史的书写就不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了，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也不仅仅收藏在中国。如果我们放眼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著名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中国档案、手稿、印刷品的话，一定会惊叹于其所藏文献之丰富。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史概念的出现和８０年代以后的普及，一种从思想观念、研究视角、历史叙述等层面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去中心的思想逐渐形成。对他者的感知交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者，同时也反映出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因此，全球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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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民族志学（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在经历了解构之后，文化上的他者、异族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或与动物并列的研究客体，而获得了重要的建构意义。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特别重视“外部思维”视角的原因，因为它为反思主流话语、经典建构机制提供了基础。

本刊的创意来源于沈迦的新书《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３）取得的成功和引起的反响。像苏慧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Ｓｏｏｔｈｉｌｌ，１８６１—１９３５）这样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西方和中国还有很多，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和渠道的阙如，目前大家对他们的了解还较为有限或说不够全面，导致这些人或形象贫瘠单一，或事迹湮没不彰，或影响不出象牙塔以外。创办这样一本集刊，意在提供一个平台，让海内外掌握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线索的人，在其“正经八百”的研究之余将其研究中发现的档案、照片、故事等材料，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公诸世人，希望能增人兴趣，发人幽思，启人心智，并能和同道中人交流切磋，与同好之人分享消息，为同情之人增进了解。

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和学科局限，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球史的视野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各种学科之间的阻隔。本刊没有枯燥的理论阐述，而是通过实例和个案的具体研究来展示中西方对在历史中相遇、碰撞、排斥、欣赏、适应、融合过程的审视与反思。本刊主要围绕中西文化交流史展开，依靠海内外研究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和对相关领域颇有心得的作者，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料积累和多元的叙述视角，依托大象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优势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挖掘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媒介、影像等材料，力图重建当时景象，阐发深层意义。

进入读图时代以后，图片已变成文字的一种，可以在一瞬间展现文字无法描绘的丰富和真实，拉近读者和历史之间的距离。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哲学、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仅希望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以使彼此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文字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有些新信息单靠文字是无法传递的。

２０１７年２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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