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信人类学文选_韩康信著_9787030531032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选选录作者的一部分人类学论文，其中有河南、山东、江苏、福建、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铜器及铁器时代墓地出土人类遗骸的骨骼人类学研究报告，几篇综述分析论文。研究重点是用生物测量学方法评估中国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探索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人群之间的种族关系及历史背景，还包括古墓地人口的性别及死亡年龄分布特点，骨骼的病理创伤和某些特殊风俗的考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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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入本文选的论文（或报告）是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是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墓地出土的人类骨骼，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人骨形态学和测量学密不可分。这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科，但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长期以来这门学科并不太受到重视，但作为与田野考古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特别是面对考古遗址出土大量古代人类遗骸的现实，这种研究绝对是不应缺少的。
　　对古代人骨的鉴定和研究可能提供某些重要的人类本身及社会行为方面的信息。如对新石器及以晚时代人骨的种族形态变异方向的调查，可了解现代各民族的种族属性及其来源；对古代（特别是大型完整的）墓地出土的入骨做系统的性别年龄鉴定，则可对古代居民的寿命、死亡年龄的分布乃至婚姻以及家族或氏族生活的某些规则和制度进行合理的推测；对骨骼病理及营养状况的考察不仅能提供某些重要的古代疾病及其特征方面的资料，而且可以推测这些疾病对古代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社会的影响；从古代居民骨骼上鉴别出某些异常变形和损伤，这可与史前居民某些特殊习俗联系起来。对骨骼上常出现的各种创伤的观测也可了解史前人类致伤的原因。
　　我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纯属偶然。1957年中学毕业本想学医，无意中看到一份有关人类学专业的介绍，说这个专业与医学关系密切、又高于医学，于是把第一志愿改成人类学。原想只有10个名额可能考不上，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就是体质人类学专业。在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大家都已知道，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综合性大学里都设有人类学系，其下一般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专业。这些专业虽都与“人”有关，但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所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乃至更早），在我国的浙江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也曾设立有人类学系但在后来进行的院系调整中都被取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科学教育方面全盘学习苏联，把体质人类学放到生物系、把考古学放到历史系等做法都与此有关。
　　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祯先生，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是堪称中国体质人类学开山泰斗的吴定良先生，他留学英国和瑞士获得人类学和统计学博士学位，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一些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吴汝康和颜阉都曾在其手下工作过。1946年在浙江大学创建了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并在1948年当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校期间除学习理科的基础课程外，也学习了人体解剖学、古人类学、人种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统计学、民族志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期间还到杭州和北京周口店做地质和田野发掘实习。1962年毕业，与其他三位同窗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时我所在的古人类研究室的主任是闻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具体指导和管理我们的是研究室副主任吴汝康先生。吴先生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贵州大学从事人类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1946至1949年赴美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先在大连医学院任教，1956年正式调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对新进所的年轻人要求很严，一方面抓外语（当时我们都学俄语）学习，给我们指定俄语专业书进行翻译训练，还要求自学英语。此外要求识别各种动物化石、学习化石修理技术和制作资料卡片等。这一阶段的培训、特别是俄语专业书籍的翻译对我后来研究新疆的人骨材料助益匪浅。
　　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十一年间，虽经历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时光，但在科研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收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1970～1973年三次赴湖北西部山区考察，追踪并找到了广西以外的巨猿化石产地，摸清了它们生存的地质时代并找到了与其共生的早期人类化石；二是1968年在当时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所革委会指令我负责1966年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的研究。化石是在裴文中主持发掘下发现的，包括1件几乎完整的额骨，连有部分顶骨、左侧蝶骨大翼的上缘以及鼻根部和1件颅骨由枕麟的右半及与其相连的部分顶骨所组成。两件头骨骨片出自同一自然层，相距不到1m，从其大小和粗壮程度看二者应该同属一个个体。因为历史原因，当时裴文中已被剥夺了研究权，但他提示我们去找20世纪30年代与这2件头骨骨片相距不远同一层位发现的2块称作5号头骨的骨片，结果证明这4件头骨骨片同属一个个体，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北京猿人第6个头盖骨。
　　1972年国家文物局在故宫武英殿举办了全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展，这个展览实际上是后来出国展的一个预展。当时古脊椎所派我去参展，参展的主要文物就是上述北京猿人的第6个头盖骨。参加这个展览的人员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和文博单位，他们对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方面的情况都比较陌生，要我介绍一些有关方面的知识。在我做了一些介绍后，他们都说以后发现了人骨就找我，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扩展了材料的来源，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来自考古所以外的单位。在此回顾我的研究生涯之际，我要对考古所野外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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