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_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著_9787507326321

　　按照重大历史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将其如实地记录，试图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以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采用纪事本末体，把这5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加以叙述。直笔、实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处在起步阶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和重要人物的活动，作出了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客观的而不是随意的、全面的而不是零碎的记录。

　　1976年金秋10月，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六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按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起初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党内党外的拥护。然而，他没有满足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末，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华国锋注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提出“两个凡是”，但从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出发，对这两个问题的尽快解决心存疑虑。于是，导致“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轩然大波，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政治方向的分歧，通过哲学层面上的论争得到表现，谱写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历史的转折，并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意志，它是客观情势发展的需要，它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在哲学问题上进行交锋的同时，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在冲破“两个凡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推倒了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发展生产力的谬论的同时，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在李先念、陈云领导下，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
　　1977年到1978年，整个中国虽然在前进，但是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挠、干扰，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纷纭的矛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须挣脱历史的羁绊，朝着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腾飞。
　　就在这时，作为世纪伟人的邓小平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才能。
　　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他高瞻远瞩，指示方向：应该及时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实行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党内共识的时候，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陈云发言的巨大影响而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三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袖人物在历史转折关头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引导中国人民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前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百废俱兴的景象：——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紧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富裕，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大政策之下，人们的创造精神激活起来了，生产的潜力释放出来了，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人民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
　　——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调整了工农的关系；纠正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敞开国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和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加强民主与法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
　　——继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改正了五十多万错划的右派分子，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启动了。
　　邓小平还领导党和人民，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此过程中，针对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主持起草了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6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近5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本书试图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以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采用纪事本末体，把这5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加以叙述。直笔、实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处在起步阶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和重要人物的活动，作出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客观的而不是随意的、全面的而不是零碎的记录，当是第一要义。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以此为努力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生动具体、多姿多彩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是在必然性支配下的许多偶然事件的连续，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我们按照它本身发展的逻辑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我们更怀着一种热切的期待：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在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把握1976至1981年的中国拨乱反正，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线索，并进而认识过往的许多失算和错误是怎样铸成，又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把它纠正过来；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付出多大代价才探求得到、开辟出来。倘能如此，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就是最高的犒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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