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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回村：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与社会实践 
定 价：58 元 丛书名：民族与社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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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社会呈现的“个体化”趋向为理论背景，通过对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与社会实践的民族志写作，试图说明三亚回族消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向中个人与社会紧张关系的机制。
序：跨区域社会体系与社会实践中的三亚回族
1986年9月，我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跟随容观瓊先生攻读文化人类学硕士研究生。第一次到先生家里，先生就讲到他和陈家梧先生、严学宭先生等一起，20世纪50年代初在海南岛进行民族调查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先生当时就说，海南岛的黎族远古与太平洋岛屿的群体有很大的联系,苗族其实很多是从广西过来的，和广西的瑶族有很大的关系，而三亚的回族是从海上过来的。我当时就对海南岛有一种神秘异样的感觉。1987年11月，我终于有机会踏上海南岛的土地，从广州坐船到海口一天一晚,再坐80年代经常抛锚的长途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当时的通什（今五指山市），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当时的通什到处是茅草房，我和杨鹤书教授等来到附近几十公里的黎族寨子，那时寨子的人基本上屋里都不上锁，家里的日常用品加起来也就是几十元，都是泥和竹子做的家当。从通什到三亚的路上，路两旁也都是茅草房。到了三亚的海边，来卖土特产的妇女很多就是当地海边的回族。那是我对海南回族的第一印象是，他们善于做生意。当我们又从三亚坐车回到海口，沿途看不到任何工业烟囱，沿途依然也是那样的田园、那样的传统。然而就在这一年，我们在通什的时候，中央下文把海南从广东独立出去，建立海南省。海南省的建立，把海南纳入新的发展里程中。2008年，我在20年后又一次踏上海南这片土地，这一年我们去了侨乡和黎寨。2009年我和我太太又来到三亚的回村，当时当地村民和我讲村里和海外的联系非常多，包括到中东留学学习阿拉伯语的就有60多人。当时我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开始在黎寨和侨乡调查了，而海南回族研究，是整个海南岛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张亮同学本科就跟我做的本科论文，当时我给他的选题是调查他家乡呼和浩特的回族，我研究生时也在这一带做过调查，我去过几次回族社区，变化也很大。张亮在田野的基础上写出本科毕业论文，被评为中大优秀毕业论文。之后他跟我读研究生，硕博连读。读研究生时，我们对“清真”的概念就有兴趣讨论，特别是在呼和浩特回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如何讨论这一问题？后来经过我们多次的讨论，他把这一概念做了非常好的梳理，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我觉得他可以把回族的研究继续下去，要看一下与内陆回族不一样的海上回族如何显示出他们的内在特点。我去过三亚回村，回来就和他谈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以三亚市的回族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知道海南岛的民族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版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海南研究在学术史上书写过浓重的一笔，这一学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并完全有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我曾开玩笑和我的学生们说，我们应该重新“收复海南”，当然是学术意义层面。 在海南岛的不同民族中，三亚的回族有其特殊的地位。在民族志研究的层面，三亚回族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在海南岛的民族研究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巨大的讨论空间。德国和日本的学者在这里的调查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材料。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人类学博士庞耿芬(Pang Keng-Fong)。当时，她在调查前，曾经来过中大人类学系，我和她在马丁堂聊过天，她说她要去三亚调查。我一直在想，她后来的调查成果如何？有无留下调查报告？我让张亮又查了她的资料，果不其然，她留下了三亚回族研究的博士论文。庞耿芬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华侨家庭，其父辈祖籍为海南文昌，这是其在海南进行田野调查的渊源之一。1984年庞耿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86～1990年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多个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最终于1992年凭借对三亚回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庞耿芬在华调查期间，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着密切的交流。正由于庞耿芬的介绍，三亚回族被国际人类学界所重视。之后缺乏非常深入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庞耿芬的研究过后20多年，如何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三亚回族的变化呢？ 当然，相对于庞耿芬的工作而言，张亮的研究，我也不希望做成所谓的“回访研究”，而是有其独特的学术意义。在一年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张亮写出了题为“个体化张力下的集体意识：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与社会实践”的博士论文，受到了好评。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压缩而成的。在我看来，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很多，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区域与民族：海南岛研究中的三亚回族 任何民族的存在离不开它所处的空间。在中国讨论民族与区域的问题，要特别强调“民族走廊”。“民族走廊”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时提出来的，强调多民族中国社会的构成里面，有很多的民族通道。中国的民族研究不能以单一的民族概念来讨论，一定要讨论它与周围的族群、周围的群体的关系。民族研究不能简单地从民族内部来进行，事实上要把民族内部的研究纳入空间里面来讨论问题。 在中国各民族的空间布局中，海南岛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海南岛无论地理还是文化都属于中国大陆文化的边陲，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逐渐形成一种“岛屿文化”的形态。然而，在海南研究领域中存在很大的争论和歧义。实际上，对海南岛的民族及其文化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海岛的狭隘空间概念中，还应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族群间的交往方式，充分重视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复杂性。海南岛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在区域研究的视角下具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与当年被作为人类学实验室的台湾相比，今天的海南是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具潜力的实验室。 张亮的三亚回族研究就是实验室中的精彩个案，首先体现在三亚回族独特的历史方面。实际上，相对于三亚回族有限的分布区域和较小的人口规模，其相关研究成果堪称高密度，不仅参与人员多，涉及内容全面，而且时间跨度大。张亮在研究中发现，早在1896年，德国学者夏尔德就根据地方文献提出海南回族先民在宋朝由海外迁入海南岛的观点，20世纪初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德国学者史图博也支持这一观点。 张亮的研究结合口述历史和历史文献，以充分的材料说明了三亚回族与中南半岛占婆国（今越南南部）的密切关系。张亮重新解读了三亚回族“正堂禁碑”的碑文和《通屯宗谱全书》提供的家族世系图谱，结合对三亚回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分析，一方面梳理出三亚回族进入中国版图后在地化的过程，以及如何接受一套中国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发现了三亚回族通过修订自身的“民族史”，建立起群体身份的认同。 三亚回族的研究表明，海南岛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的多元共存与共融，更在于其文化主体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社会网络建构实践。 首先，海南岛是一个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区域社会。一些多民族地区有些民族在某些文化特征上已经分不出彼此，形成了地区共有的文化元素。同时，在人种、语言、历史、信仰、民俗与民族互动等方面又表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区域社会内的交往受到民族国家范畴下的概念和边界的约束，应该重新反思区域原有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特征。 其次，海南岛研究，反映的是区域网络的不同要素对区域多样性的作用。通过梳理不同利益实践者的交往方式、冲突模式、解决逻辑，进行利益争端类型的积累，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区域内利益机制的多样性、区域网络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文化、记忆与秩序，从而深刻理解环南中国海区域的整体性与多样性。 再次，从海南岛研究到环南中国海。基于山、水、海的复杂关系，开拓从海南岛到环南中国海的区域研究，也就是把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国界的华人社会、东南亚与中国华南交往体系放在一个体系下研究。剖析不同历史、政治、地理脉络下区域文化的变迁和族群的互动过程，是认识区域社会的重要思路。 毋庸置疑，海南岛深刻地烙上大陆文化的印记，这种影响在当今海南体现得尤其明显。伴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海岛“大陆化”的痕迹越发突出。以旅游业带动城镇化，考虑开发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海岛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混合状态逐渐演变成置换反应，海洋文化日渐式微，直至消失。岛内的族群交流由原来的移民长期定居变成游客、候鸟老人等短暂宜居，原本的多元文化共生也随之显出颓势，旅游文化的主体地位日益重要。仅仅将海南岛定位为旅游岛，容易使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地位单一化。在全球化浪潮席卷海岛社会之际，如何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以重新定位海南岛的学术地位，对于认识整个环南中国海的区域与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二 流动与跨界：三亚回族与环南中国海区域中社会 如何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开拓中国区域研究的新思路，是应该重视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我所界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包括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以及与南中国海发生经济、政治、军事等重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区域族群众多，人文地理分布复杂，错综复杂的族群交流和贸易往来使得环南中国海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在环南中国海的区域研究中，我认为应以人群为导向，即倡导从人出发的区域网络研究。对于人类学来说，区域只能是人的区域，随着人的流动，区域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地理界限或行政界限，因此区域研究是跟随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问题的流动而进行的研究。南海区域的族群关系，既包括沿海的问题，如港口沿海的移民、贸易、宗教信仰、民间和官方的交流与冲突等，同时也涉及跨海的问题，如跨海的商人集团、贸易往来、货币流通、移民等。在环南中国海区域里，以海洋为媒介的流动和互动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因为人群的国家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复杂性的一面。因此，从人出发的区域问题类型化研究将是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开展的基本落脚点，它不仅可以实现从“利益”实践者的角度解读“实践中的国家利益”，而且有助于再现和重构南海族群的区域互动网络。 张亮的三亚回族研究让我们看到民族流动和多层次的网络关系，依靠这种关系，三亚回族在实践中和海外社会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网络，这种网络本身构成了一种文化交流的重要图景。 首先，环南中国海区域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同时穆斯林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的构造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唐宋时期，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中外交通的发展，大量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使节和传教士来到中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口岸，三亚等地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三亚回族一方面吸收了中华文明的丰厚养料，同时又承载了世界性的大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回族在中西交流史上起了重要的沟通与桥梁作用。 其次，以区域内的宗教体系来看，宗教的传播必然与人口的流动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地缘关系，环南中国海区域的海路交通甚为便利，社会文化交流频繁。张亮在书中提到：一部分三亚回族在20世纪上半叶迁移至马来西亚的槟榔屿，1950年后与家乡失去了联络，其后裔成为马来西亚的正式公民。曾任马来西亚第五任首相的巴达维，就具有三亚回族的血统，晚年退出政治舞台后还曾拜访三亚的清真寺并参加礼拜。从三亚回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可以看到本区域内穆斯林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 再次，文化、族群、社会与市场，使得环南中国海区域内部网络和流动的关系日益复杂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南中国海区域内的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区域内的族群和商品流动更为频繁。三亚回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表明，人口的流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流动，新的文化元素的引入必然会对原有的文化权力、族群关系和社会认同产生影响。 三亚回族的经济实践与文化交流活动，使其具有毋庸置疑的文化枢纽地位。族群关系上的血脉相亲，历史长河里的荣辱与共，社会文化上的相互交融，都使得环南中国海区域成为超越国家与民族边界的整体社会。频繁的人口、商品、信息、文化的流动与交换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链条成为维系区域整体的基础。而这些关系链条经过市场、族群与组织的长时段运作，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及与之相关的象征体系，共同构筑了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复杂体系。 三 全球化与个体化：三亚回族社区的社会转型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断式微，区域内原有的边界日益模糊，如何规划和定位区域研究以及在学科原有传统基础上继续推进区域研究，无疑都是当前应该反思的问题。在中国，自费孝通先生之后，人类学学界很少有人再提出区域研究的整体思路，大多是传承费先生的区域研究。与其他区域研究不同，费先生的区域研究是一套较为完善的区域发展体系，他的区域研究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即通过区域研究真正地认识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区域经济。 尽管在人口、商品、信息快速流动的全球化社会中，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前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但是，区域研究的前提在于社区研究的扎实基础。费先生特别强调区域研究中的类别与层次问题，他多次指出，村落—乡镇—城市—区域的研究模式，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方法上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从社区研究的角度讲，张亮的三亚回族研究以现代社会理论中的“个体化”为关键词，回归到社会人类学社会结构研究传统，为我们讲述了三亚回族如何在国家、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实现自身社会发展的故事。而个体化的讨论，也是当地社会在实践中的自我调整。 在对三亚回族的文化特殊性加以充分关注的基础上，张亮将三亚回族社区作为区域社会的一个部分。三亚回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受到国家权力的决定性影响，而其内在发展的动力也来自区域社会的整体特性，这样，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发展层面，三亚回族社区与周边的社区乃至中国内陆其他地方的社区具有高度同质性。但是，并非所有的族群或社区都能够接受和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从而引发发展问题、社会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三亚回族利用自身的文化禀赋，在个体化的社会张力下，确立了集体性的行动逻辑。对三亚回族来说，个人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固然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但实现群体的团结更是个人谋求发展的手段，因而三亚回族在实践中自觉地选择社会转型中的集体策略。无论是在国家的改造中，还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三亚回族都不是被动地存在。必须承认，三亚回族接受现有的政治秩序，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三亚回族对自己历史、宗教、文化的理解都离不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三亚回族的生活环境主要受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三亚回族在实践中的能动力：国家政策为三亚回族提供了运用少数民族身份制造社会情境的可能，市场经济规则促使三亚回族运用国家赋予自己的政治资源参与竞争。换句话说，三亚回族主动选择“国家”和“市场经济”等外来力量中对自我群体发展有益的因素，而规避不利于自己的因素。 从三亚回族社区研究，可以了解看似复杂多样的区域社会网络有其自成一体的发展轨迹。传统社交网络经过不断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最终成为今日所讨论的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和地区边界并自成体系、健康有序的跨国网络。从微观而言，族群身份、亲属关系、宗教知识、商业资本都可以在家庭或家族生活中习得，并依靠代际传承得以延续。再扩大一点说，文化风俗、知识体系、思维逻辑、传统惯习等族群特征又在群体间的交往过程中得以固化，并在不同时空的社会中进行展演。当然，全球市场、意识形态以及地区间的经济依附关系等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对区域网络的历史演变也至关重要。而承继历史各时期纽带关系而成的区域网络在空间上又具有流动性和延展性，即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会因主体活动空间的变化而流动，又可因家族、地域、族群、国家等认同关系而进行延展和相互糅合。 四 一点希望：走向跨区域社会体系研究 综上所述，张亮的三亚回族研究回应了一些基本问题。但从更宏观的角度上看，关于三亚回族的研究仅仅迈出第一步。 三亚回族作为南岛语系族群，在“文化中国”框架内具有特殊的意义。沿着南岛语族扩散的这条线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华南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关联。南岛语族南迁至东南亚海岛并扩散到不同区域，逐渐创造出内部千差万别但又呈现文化相似性的太平洋岛屿文化。我们姑且称以马来群岛与印尼群岛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域在文化形态上属于南岛语族文化圈。在北方，随着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的经营，中原文化逐渐南移，南缘可抵今天越南、缅甸等国的中部地区。南岛语族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叠合的地带正是生活在我国西南与东南亚北部的百越民族。今天，我们所界定的西南与中南半岛诸跨境民族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古越族的传统。而将视野从西南转向东南沿海，我们会发现百越文化不仅奠定了区域内山地文明的基础，还与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尤其是“海洋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密切相关。 从三亚回族出发探讨“文化中国”的形成逻辑及结构特点，归根结底是为了观照区域中的人及人的活动。如何正确理解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进而促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在资源与人文价值上的共享，以达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则需从跨国家（trans-state）和跨民族（trans-nation）的视野对区域研究的整体方法论进行探讨。正如我在《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是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而由多种社会网络及象征体系构成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则是这个区域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 由此，我提出“跨区域社会体系”这一概念。它的形成实际上借助了民族国家形成前的区域传统惯性，具体分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两个面向。族群之社会文化与自然、区域、地理有着更为稳固的关联性。自然资源的共享以及在共同地域与生态中形成的生产、生活逻辑都成为区域社会构成的基本前提。而建筑于日常生活之上形成的共有的文化传统则是维持区域间频繁跨境交流的动力所在。此外，文化传统之下，区域内的个体又是依靠何种纽带（如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结合成为内在结构的群体则涉及区域社会结合的问题。而结合的具体方式及功能实际上可以和上述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和圈层结构联系起来。 应从社会整合与文化理念的角度去思索区域主体的发展问题。而跨区域社会体系的形成，本身也是全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社会的概念是恩师费孝通先生在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提出的。其主旨演讲题目为《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演讲文稿特别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他在会上提出的“全球社会”理念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缘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 跨区域社会体系的概念，本身跨越了家族、社区、族群、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而如何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社会体系中的文化自觉，如何建立不同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心态秩序”和“道义秩序”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让我欣慰的是，张亮在进入云南大学工作后，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在缅甸北部地区进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始终坚持民族社会的整体性关怀，沿着在三亚回族研究中确立的基本学术思路，坚守着一个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本分。希望张亮能够不忘初心，在三亚回族的后续研究和西南边疆区域研究中，进一步提升自己，贡献出更具学术价值的作品。 麻国庆 2016年8月20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
张亮，1983年生，满族，呼和浩特人。2003年至2012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至今就职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人类学、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转型问题。
第一章 绪言／001
第一节 想象与事实：身处旅游胜地的研究对象／001 第二节 个体与社会：由田野而生的问题意识／015 第二章 经验与理论／023 第一节 中国回族研究的范式转型／023 第二节 个体化理论与三亚回族的社会实践／032 第三章 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036 第一节 番客的传说：民间故事与历史文献／036 第二节 故乡与他乡：历史心性的实践表达／049 小 结／059 第四章 三亚回族的社区建设／060 第一节 从“编户齐民”到“社区建设”：与国家的互动历程／060 第二节 社区行政管理的“名”与“实”：社区建设的理念与实践／064 第三节 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社会组织的初步形成／072 小 结／078 第五章 三亚回族的经济生活／080 第一节 告别“靠海吃海”的日子：从渔民到生意人／080 第二节 “天生的”生意人：经济伦理与合作网络／088 第三节 并非主动的抉择：“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102 小 结／111 第六章 三亚回族的宗教生活／114 第一节 化入日常：宗教集体意识的实践表达／115 第二节 心有灵犀：宗教集体意识与国家的互动／119 第三节 春风化雨：宗教集体意识与民间慈善活动／123 小 结／124 第七章 三亚回族的身份认同／126 第一节 三亚回族的族性表达／128 第二节 三亚回族与海内外穆斯林交流互动／131 小 结／134 第八章 讨论／136 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中的群体定位／136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中的集体策略／137 参考文献／140 附 录 “清真”：常识与解释／149 后 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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